问：你的案例研究似乎发现，风险资本对于接触独立的公司似乎毫无兴趣。也有经济理论说，风险资本无法给市场带来影响深远的新创新，因为它不能像大企业那样提供庇护。
答：风险资本有投资周期，通常是3年到5年。而太阳能技术要发展起来远远不止这个时间。风险资本通常会在技术濒临成为主流的时候进入市场。风险资本曾在一些时间周期投资过太阳能——比如，2000年代中期金融危机之前，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在金融危机来袭后，他们遭受了巨额的损失。风险投资模式并不适合这类技术的发展。麻省理工学院的最新研究报告也指出，风险资本并不适合清洁技术领域。
1970年代的太阳能创业者学到的经验就是，风险资本对于太阳能行业没有兴趣。我还应该补充一点，这些大型企业集团在1970年代也向该行业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它们投资该项技术并不是什么坏事;它们进行了巨额投资。
该行业后来在1980年代出现问题，当时企业再一次从这些技术中抽身。
问：那太阳能行业的情况和微芯片早期的制造和发展有什么可比性呢?
答：二者之间存在很多的差异。首先，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你有“民兵”导弹计划和太空计划——有很多的资金参与其中。政府投入了更多的钱进去。
1970年代，政府确实曾尝试参照他们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对半导体行业所做的来制定发展计划。但该项目并没有很多的资金支持。其次，它并不是由国防部来负责。美国能源部1977年才创立，共和党人一开始就想要将其瓦解。该部门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
该项目也有着不同的目标。微芯片项目的目标是提升质量，无关价格。而联邦太阳能项目的目标则是降低成本。他们并没有质量方面的目标，他们有的是成本方面的目标。那意味着如果你降低制造成本，你也会削减太阳能公司的利润空间——这是该项目行不通的部分原因。到里根总统上台时，他废除了该项目。
在微芯片行业，不同规模的不同公司之间也有很多的细分。该市场的最顶端有AT&T，中间有几家公司，底下有小型的初创公司。它们相互之间并非直接竞争——它们有不同的定位。政府也实施严厉的反垄断政策来防止小公司跟大公司竞争。所以说，微芯片行业有着全然不同的生态系统。
问：说回1980年代。在卡特卸任里根上台之时，很多的太阳光电公司为大型企业集团所有。之后发生什么了呢?
答：1982年左右，美国更改了企业交易方面的法规。新法规允许垃圾债券交易、恶意并购和股票回购。美国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控制，不过到1980年代该体系才得到真正的解放。在那之后，美国出现了大型的企业并购浪潮。公司蓄意收购者纷纷攻击其它的公司，这对太阳能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通用电气当初有太阳能部门，且有扩张计划。但新任CEO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上任的时候，他指出，通用电气将只会涉足它排在行业前二位置的业务领域。他说道：“我们将会清理掉其它所有的业务，然后我们将会攻击其它的公司，尝试将它们收购过来。”
因此，通用电气关闭了自己的太阳能部门，然后攻击当时也有太阳能部门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RCA在技术开发上是最具创新性的公司之一。他们开发了薄膜太阳能电池，但他们无法将其商业化。最终是日本人将该技术商业化。
与此同时，有很多的公司蓄意收购者攻击石油公司，比如托马斯·布恩·皮肯斯(Thomas Boone Pickens)和卡尔·伊坎(Carl Icahn)。那些石油公司不得不剥离不相关的业务，它们必须要花大量的资金来回购股票，以增加持股比例，防止遭到企业狙击手的袭击。
问：你列举了六七家不得不剥离太阳能部门的石油公司，其中包括埃克森和BP。那些企业变动是否也导致管理哲学的变化呢?
答：主要的差异在于，1970年之前，美国是经理人时代，即企业由经理人掌控。企业股东不会向他们施加带来短期回报的压力，经理人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长期性的业务投资。在经理人时代之后，美国企业进入了金融化时代，又或者说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时代。经理人时代的结束对于太阳能行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问：你是怎么拼凑起早期可再生能源的这段商业历史的呢?
答：我的毕业论文就是有关美国和日本的太阳能行业的历史比较研究。我想要解释为什么日本太阳能行业最终会变得比美国的大得多，尽管美国是该项技术的起源地，且是该行业早期发展阶段的领跑者。
我最初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政府政策是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想要研究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产业政策差异。因为我知道，在那个时代，日本以拥有良好的产业政策而著称。他们既能够优胜劣汰，也能够战略性地完成产业升级。我觉得太阳能行业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但我后来发现——尽管政府政策是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在组织结构和控制人上的差异。在日本，企业由大银行和经理人掌控，而不是受金融市场控制。1980年代，美国允许恶意收购、杠杆收购和各种新式债务融资工具之时，日本并没有出现这些情况。在日本，尽管日本企业在房地产形成巨大泡沫时出现一定的金融化，但这对于日本企业的影响并没有其对美国企业的影响那么大。两国企业的主要差异在于组织结构，而非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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