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元委员提到，今年春节期间，李克强总理为云南鲁甸震区农民工讨薪的话题，被国内外主流媒体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2月3日春节后首个工作日，李克强总理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立健全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效机制。可以说，切实解决欠薪问题、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事关全社会起码的公平信用，也是总理常常谈到的不能突破的社会基本底线。由此可见诚信、信用在企业经营、政府施政和社会运行中的极端重要性。正因如此，作为关乎我国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转型和能源安全及雾霾问题解决出路的光伏产业的财政补贴问题，经过多年不断累积，已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和拖欠农民工工资同样严重的现实难题，如长期拖延下去并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严重冲击我国光伏产业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还将严重损害我国政府的诚信形象和支付信用问题。
他介绍到，目前我国光伏产业已从十多年前的两头在外，快速发展成为目前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新兴产业之一。从90%以上产品出口欧盟，到目前国内安装应用超过三分之一，技术的不断进步、规模的不断扩大、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使光伏发电单位装机成本持续降低，目前每千瓦的建设成本已下降到5-7千元，三五年内可望降到3-5千元，由此推动我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光伏发电装机第一大国。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雾霾问题愈发严重，已经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国民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所采取的减排、压产、限行等各种措施都只能减缓、减轻排放，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雾霾。唯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实现汽车电动化、能源消费电力化、电力生产清洁化，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当前的雾霾之困。
他还指出，光伏作为太阳光一次性转化效能最高的发电方式，是我国能源结构变革的优先选择，当前其系统制造过程的能源消耗在电站建成后半年左右即可全部收回，而系统设计寿命达25年，可以实现零排放、接近零消耗持续发电。此外，从发电成本来看，现有条件下建成的电站，东部地区每度电成本大约4-5毛、西部地区3-4毛。如果我们以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来测算，东部地区只有3—4毛、西部地区只有2-3毛;如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东部地区度电成本约3毛左右，西部地区只有大约2毛。技术的进步、规模效应的进一步提升，三五年内上述成本还将下降30%以上，成为发电成本最低的能源生产方式，将很快推动光伏发电平价时期的到来，从而结束国家对光伏发电补贴的历史，快速实现市场条件下可再生能源支撑我国清洁发展的重大历史转变。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具备全球竞争优势欣欣向荣的产业，这样一个关乎国计民生和我国现在及未来经济发展及能源安全的战略性新兴行业，却由于政府连年的补贴拖欠而举步维艰、负重难行。事实上，光伏补贴拖欠周期短则一到两年，长则两到三年，整个行业受到了严重冲击，有的企业已资金链断裂，不少企业也到了资金链快断裂的边缘。从表面上看，补贴发放的对象看似光伏电站环节，实则在为整个光伏产业链“回血”。若光伏电站拿不到补贴，就必定会拖欠上游组件厂商货款，组件厂商又会进一步拖欠更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的款项，从而引起连锁拖欠，形成大量的呆账、坏账和“三角债”，不仅导致整个光伏产业处于资金吃紧的状况，还将严重冲击投资者对光伏产业投入的信心和决心，甚至可能导致光伏行业面临更大、灾难性的断崖式下滑，影响我国经济总体运行。
可以说，国家政策规定之下的财政补贴的拖欠，已对我国光伏产业正常支付、对政府支付信用和诚信社会的建设造成了明显损害。
针对以上问题，刘汉元委员提出了以下两点建议：
刘汉元委员“两会”期间以提案和大会发言形式积极关注社会热点话题
本次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认真履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国是，反映社情民意，并主要针对当前我国电价改革、基本口粮供给安全、弘扬企业家精神、光伏补贴发放、减免光伏行业税费、发展光伏产业破解雾霾之困等方面进行了认真思考和仔细调研，尤其就 “强化政府信用建设加快落实光伏补贴发放”等热点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刘汉元委员提到，今年春节期间，李克强总理为云南鲁甸震区农民工讨薪的话题，被国内外主流媒体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2月3日春节后首个工作日，李克强总理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立健全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效机制。可以说，切实解决欠薪问题、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事关全社会起码的公平信用，也是总理常常谈到的不能突破的社会基本底线。由此可见诚信、信用在企业经营、政府施政和社会运行中的极端重要性。正因如此，作为关乎我国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转型和能源安全及雾霾问题解决出路的光伏产业的财政补贴问题，经过多年不断累积，已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和拖欠农民工工资同样严重的现实难题，如长期拖延下去并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严重冲击我国光伏产业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还将严重损害我国政府的诚信形象和支付信用问题。
他介绍到，目前我国光伏产业已从十多年前的两头在外，快速发展成为目前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新兴产业之一。从90%以上产品出口欧盟，到目前国内安装应用超过三分之一，技术的不断进步、规模的不断扩大、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使光伏发电单位装机成本持续降低，目前每千瓦的建设成本已下降到5-7千元，三五年内可望降到3-5千元，由此推动我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光伏发电装机第一大国。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雾霾问题愈发严重，已经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国民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所采取的减排、压产、限行等各种措施都只能减缓、减轻排放，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雾霾。唯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实现汽车电动化、能源消费电力化、电力生产清洁化，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当前的雾霾之困。
他还指出，光伏作为太阳光一次性转化效能最高的发电方式，是我国能源结构变革的优先选择，当前其系统制造过程的能源消耗在电站建成后半年左右即可全部收回，而系统设计寿命达25年，可以实现零排放、接近零消耗持续发电。此外，从发电成本来看，现有条件下建成的电站，东部地区每度电成本大约4-5毛、西部地区3-4毛。如果我们以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来测算，东部地区只有3—4毛、西部地区只有2-3毛;如果同时给予税收优惠，东部地区度电成本约3毛左右，西部地区只有大约2毛。技术的进步、规模效应的进一步提升，三五年内上述成本还将下降30%以上，成为发电成本最低的能源生产方式，将很快推动光伏发电平价时期的到来，从而结束国家对光伏发电补贴的历史，快速实现市场条件下可再生能源支撑我国清洁发展的重大历史转变。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具备全球竞争优势欣欣向荣的产业，这样一个关乎国计民生和我国现在及未来经济发展及能源安全的战略性新兴行业，却由于政府连年的补贴拖欠而举步维艰、负重难行。事实上，光伏补贴拖欠周期短则一到两年，长则两到三年，整个行业受到了严重冲击，有的企业已资金链断裂，不少企业也到了资金链快断裂的边缘。从表面上看，补贴发放的对象看似光伏电站环节，实则在为整个光伏产业链“回血”。若光伏电站拿不到补贴，就必定会拖欠上游组件厂商货款，组件厂商又会进一步拖欠更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的款项，从而引起连锁拖欠，形成大量的呆账、坏账和“三角债”，不仅导致整个光伏产业处于资金吃紧的状况，还将严重冲击投资者对光伏产业投入的信心和决心，甚至可能导致光伏行业面临更大、灾难性的断崖式下滑，影响我国经济总体运行。
可以说，国家政策规定之下的财政补贴的拖欠，已对我国光伏产业正常支付、对政府支付信用和诚信社会的建设造成了明显损害。
针对以上问题，刘汉元委员提出了以下两点建议：
1、强化政府诚信建设，完善基本支付规则
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信用经济，而政府信用又在整个社会信用中起引领、主导和示范的关键作用。要建立一个诚实守信的信用社会，责任首先在政府。政府信用到位了、建设好了，金融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才能建设好。在此前提下，面对一个补贴缺口已超过500亿元的行业，连年的政府补贴拖欠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光伏产业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已严重影响和损害政府的诚信形象和信用支付规则。因此，建议政府应进一步强化信用制度和规则的建立健全，完善各级政府的信用考核考评机制，积极引导并让守信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得到褒扬，失信的行为及时受到应有的惩罚，从而增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诚实守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基本的政府诚信支付规则，不断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大环境。同时，还应明确国家财政作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发放的主体，协调相关部门资源，比照煤电的除尘脱硫脱硝补贴，严格执行按月支付制度，按月做到准时结算，从而匹配所有企业核算的间隔周期，给行业一个良性循环的条件和基础，从根本上解决光伏补贴拖欠问题。
2、尽量简化补贴资金征收和拨付程序
建议相关部门尽量、尽快简化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的征收和补贴申报、审批、拨付方式和程序，包括规定可再生能源电力附加收支均由电网公司代为完成，电网公司根据上网电价水平直接与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结算，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上来直接拨付给电网，同时免除可再生能源电力附加在征收、发放过程中的各种税费。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并强化对电网企业进行检查和监督，确保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利益不受损害。同时，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制定更切实有效的可再生能源基金发放机制，核心由“以收定支”改为国家财政“收支补缺”，推进刚性的补贴政策，从根本上解决补贴资金的收发问题，加快拖欠补贴的发放落地。
FR：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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