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买卖空气的生意”——碳排放权交易逐渐走进公众视野。经历了“两省五市”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先行试水,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在酝酿走向全国。2017年,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即将拉开帷幕。
截止到2016年9月,全国7个试点碳市场配额现货累计成交量已达1.2亿吨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超过了32亿元人民币。全国碳市场全面开启后,预计将成为全球最大碳市场,改变世界碳市场格局。
市场化机制激励节能减排
“买卖空气的生意”实际上买卖的是碳排放配额。政府首先限定企业的碳排放量配额,如果企业实际排放量超过配额,需要到碳市场购买配额;如果企业实际排放量小于配额,则可以将富余的配额拿到市场变现。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齐绍洲的话说,“碳市场的核心是通过市场化机制奖优汰劣,让那些真正能够节能减排的企业有利可图,使不能节能减排的企业付出代价。”
节能减排技术的革新是气候治理的根本所在,而促进技术革新,正是碳市场交易的题中之义。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分析,节能减排新技术的引进需要资金设备投入,如果没有碳市场的交易,提升减排量意味着成本增加,小企业没有能力,大企业没有动力,新技术很难推行。但通过碳市场形成减排的规模效应,有利于新技术的引进,从而推动更大规模、更低成本、更高质量的减排。“碳市场可以带来减排的规模化、技术化和专业化。”
碳市场升级至全国范围后,第一阶段将把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这八大重点排放行业纳入交易体系。在齐绍洲看来,这些行业大多是产能过剩的行业,通过碳市场机制可以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重点排放行业的转型升级,还会产生溢出效应。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教授傅京燕进一步分析,大型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将推动形成绿色供应链,带动上下游企业的绿色生产,“实现全社会绿色转型”。
地方碳市场“小荷已露尖尖角”
有专家预测,全国碳市场全面开启后,未来我国碳市场的交易量可能扩大至40亿—50亿吨,市场规模有望达到千亿元级别。如何建设如此庞大的碳市场,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套用。
齐绍洲介绍说,欧盟碳市场目前全球最大、运行时间最长,但运行也只有十来年时间,前两个阶段由于配额超发,碳市场没有有效发挥作用,现在面临艰难改革和完善。美国的碳市场只是区域性的,而且覆盖行业范围狭窄。韩国虽然建立了全国性的碳市场,但活跃度不高、交易量小。“目前世界上已有的碳市场都还处于探索阶段,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试点,用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方式,碳交易这一新生事物在我国从规划走向实践。2013年6月18日,深圳市碳交易试点正式运行,成为我国首个碳交易试点市场。其后一年时间里,碳交易试点在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湖北、重庆相继启动。
傅京燕表示,由于7个试点所处的地理区域、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不同,由此呈现不同的特色,包括涵盖的产业部门、配额分配方式和拍卖数量等均不相同。例如,广东采用配额拍卖制度,重庆推行配额自主申报的配发模式。“这些差异性为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提供了比较好的前期条件。”
“小荷已露尖尖角”,经过各试点3个年度的试水,我国已基本形成了要素完善、特点突出、运行平稳的地方碳交易市场。“无论在政策设计阶段、市场运行阶段、履约阶段,还是在能力建设、管理方面,各试点都进行了大量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齐绍洲举例说,在刚性的配额总量之下,中国碳交易试点兼顾配额结构弹性,将配额结构分为年度初始配额、新增配额、政府预留三部分。这在严格控制既有设施排放的同时,充分考虑经济增长对新增产能的需求,为政府调控和经济增长留下了空间,保证了灵活性。
全国碳市场面临全新课题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键时期,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碳排放尚未达到峰值,这种种条件决定了中国的碳市场之路绝非坦途。交易活跃度总体不足,是碳交易试点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蓝虹分析碳交易试点“有场无市”的原因时表示,交易的前提是巨大的差异性,目前试点局限于区域内,由于区域内交易主体的相似度很高,往往是配额要买都要买,要卖都要卖,可交易性较小。“这恰恰证明了建立全国性碳市场的必要性。全国性交易主体的差异性较大,卖方买方才能大量出现,从而提高市场活跃度。”
走向全国的碳市场,这一宏大的制度和社会实践创新,面临着全新的课题。齐绍洲把影响全国碳市场全局性的问题归纳为五个关键词:公平、效率、信息、边界、激励。公平,指的是在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碳排放配额分配及管理、交易要追求公平。着眼于效率,就要通过市场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形成有效的碳价格,让碳价格真正发挥引导低碳资源配置的功能。信息,指的是要解决企业与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在碳市场政策、排放数据、产量数据以及生产工艺、排放边界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确保数据的真实和准确,是碳市场建立的基石。边界,要特别处理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的边界问题。在碳市场这个人为创造的市场机制中,政府制度设计至关重要,碳市场机制运行的全过程都离不开适当的政府干预。但哪些该交给市场、哪些该交给政府,是需要长期探讨的重要问题。激励,则是要充分发挥碳市场机制的奖优汰劣作用,建立激励相容机制。
除了兼顾公平与效率之外,傅京燕建议,全国碳市场的发展应注重循序渐进。逐步发展远期、期货等碳金融衍生品和风险对冲工具,同时扩大并引入各类市场参与者,增加碳市场市场主体参与的多样性,逐步建立一个完整的市场,更好实现价格发现、降低交易成本和规避市场风险。此外,应发展中国特色的生态补偿。加大力度把生态补偿引入到市场交易中,通过普惠制等措施覆盖到社会各层面。
截止到2016年9月,全国7个试点碳市场配额现货累计成交量已达1.2亿吨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超过了32亿元人民币。全国碳市场全面开启后,预计将成为全球最大碳市场,改变世界碳市场格局。
市场化机制激励节能减排
“买卖空气的生意”实际上买卖的是碳排放配额。政府首先限定企业的碳排放量配额,如果企业实际排放量超过配额,需要到碳市场购买配额;如果企业实际排放量小于配额,则可以将富余的配额拿到市场变现。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齐绍洲的话说,“碳市场的核心是通过市场化机制奖优汰劣,让那些真正能够节能减排的企业有利可图,使不能节能减排的企业付出代价。”
节能减排技术的革新是气候治理的根本所在,而促进技术革新,正是碳市场交易的题中之义。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分析,节能减排新技术的引进需要资金设备投入,如果没有碳市场的交易,提升减排量意味着成本增加,小企业没有能力,大企业没有动力,新技术很难推行。但通过碳市场形成减排的规模效应,有利于新技术的引进,从而推动更大规模、更低成本、更高质量的减排。“碳市场可以带来减排的规模化、技术化和专业化。”
碳市场升级至全国范围后,第一阶段将把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这八大重点排放行业纳入交易体系。在齐绍洲看来,这些行业大多是产能过剩的行业,通过碳市场机制可以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重点排放行业的转型升级,还会产生溢出效应。暨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教授傅京燕进一步分析,大型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将推动形成绿色供应链,带动上下游企业的绿色生产,“实现全社会绿色转型”。
地方碳市场“小荷已露尖尖角”
有专家预测,全国碳市场全面开启后,未来我国碳市场的交易量可能扩大至40亿—50亿吨,市场规模有望达到千亿元级别。如何建设如此庞大的碳市场,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套用。
齐绍洲介绍说,欧盟碳市场目前全球最大、运行时间最长,但运行也只有十来年时间,前两个阶段由于配额超发,碳市场没有有效发挥作用,现在面临艰难改革和完善。美国的碳市场只是区域性的,而且覆盖行业范围狭窄。韩国虽然建立了全国性的碳市场,但活跃度不高、交易量小。“目前世界上已有的碳市场都还处于探索阶段,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试点,用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方式,碳交易这一新生事物在我国从规划走向实践。2013年6月18日,深圳市碳交易试点正式运行,成为我国首个碳交易试点市场。其后一年时间里,碳交易试点在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湖北、重庆相继启动。
傅京燕表示,由于7个试点所处的地理区域、发展阶段以及产业结构不同,由此呈现不同的特色,包括涵盖的产业部门、配额分配方式和拍卖数量等均不相同。例如,广东采用配额拍卖制度,重庆推行配额自主申报的配发模式。“这些差异性为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提供了比较好的前期条件。”
“小荷已露尖尖角”,经过各试点3个年度的试水,我国已基本形成了要素完善、特点突出、运行平稳的地方碳交易市场。“无论在政策设计阶段、市场运行阶段、履约阶段,还是在能力建设、管理方面,各试点都进行了大量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齐绍洲举例说,在刚性的配额总量之下,中国碳交易试点兼顾配额结构弹性,将配额结构分为年度初始配额、新增配额、政府预留三部分。这在严格控制既有设施排放的同时,充分考虑经济增长对新增产能的需求,为政府调控和经济增长留下了空间,保证了灵活性。
全国碳市场面临全新课题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键时期,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碳排放尚未达到峰值,这种种条件决定了中国的碳市场之路绝非坦途。交易活跃度总体不足,是碳交易试点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蓝虹分析碳交易试点“有场无市”的原因时表示,交易的前提是巨大的差异性,目前试点局限于区域内,由于区域内交易主体的相似度很高,往往是配额要买都要买,要卖都要卖,可交易性较小。“这恰恰证明了建立全国性碳市场的必要性。全国性交易主体的差异性较大,卖方买方才能大量出现,从而提高市场活跃度。”
走向全国的碳市场,这一宏大的制度和社会实践创新,面临着全新的课题。齐绍洲把影响全国碳市场全局性的问题归纳为五个关键词:公平、效率、信息、边界、激励。公平,指的是在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碳排放配额分配及管理、交易要追求公平。着眼于效率,就要通过市场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形成有效的碳价格,让碳价格真正发挥引导低碳资源配置的功能。信息,指的是要解决企业与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在碳市场政策、排放数据、产量数据以及生产工艺、排放边界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确保数据的真实和准确,是碳市场建立的基石。边界,要特别处理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的边界问题。在碳市场这个人为创造的市场机制中,政府制度设计至关重要,碳市场机制运行的全过程都离不开适当的政府干预。但哪些该交给市场、哪些该交给政府,是需要长期探讨的重要问题。激励,则是要充分发挥碳市场机制的奖优汰劣作用,建立激励相容机制。
除了兼顾公平与效率之外,傅京燕建议,全国碳市场的发展应注重循序渐进。逐步发展远期、期货等碳金融衍生品和风险对冲工具,同时扩大并引入各类市场参与者,增加碳市场市场主体参与的多样性,逐步建立一个完整的市场,更好实现价格发现、降低交易成本和规避市场风险。此外,应发展中国特色的生态补偿。加大力度把生态补偿引入到市场交易中,通过普惠制等措施覆盖到社会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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