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比光伏网讯: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发展理念不仅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能够转化为强大的发展动力。中国能源转型就是在“绿色”发展中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绿色增长。
能源转型与绿色增长相互促进
一方面，能源转型助推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正在推动经济增长向绿色增长的方向转型；另一方面，绿色发展也对我国的能源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了能源转型的约束条件。
首先，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升，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由速度型向效率型的转变。能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和提高上。面对能源消费的低速增长，有人用过去的能源弹性系数怀疑当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这种怀疑实际上是忽视了能源效率的改进及其所产生的增长红利。我国经济在能源消费低速增长的条件下，实现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产业结构的转变对经济增长、能源需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能源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降低了能源弹性系数，促进了经济的绿色增长。“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我国单位GDP能耗分别下降19.1％、18.2％、15％，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由1.08吨下降到0.72吨。2011年以来，我国能源效率提高幅度年均达到3.9%，同期能源消费年均只有3.6%，能源效率的提高幅度已经超过了能源消费的增速。此前，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速一直高于能源效率的增速，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正在用更少的能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了效率增长阶段。
其次，中国的能源供给正在从数量扩张向质量优化的方向转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的能源供给数量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而近年来增速却在下降，其中煤炭和煤电供给的增速下降尤其明显，有时甚至是负增长。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为9.9%，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在世界经济大国中也仅次于德国。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重由72％下降到了64％，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由7.4％逐步增加到了12％。电源结构中，风电成为我国第三大电源，光伏发电呈现更快的发展势头。中国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与过去相比，更多的是绿色的、低碳的能源。因此，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已不同于过去，正在向绿色增长转型。
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源于化石能源的开采与消费，以消费化石能源为主的经济增长，增速越快，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越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是发展的一部分，改善生态环境是人民生活的重要福祉。因此，不能单纯看经济增速有多快，还要看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以经济增速下降换来了更好的生态环境质量，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
最后，我国能源领域的新经济、新业态异军突起，为经济增长增添了新的动能。新兴能源产业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洁的动力，而且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近年来，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和核电等清洁能源的投资保持了快速增长，分布式能源、能源互联网、电动汽车、低碳工业园区等能源消费形式或技术创新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外溢效果，一批科技企业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社会就业和企业盈利能力也因此获益。此外，煤炭清洁化利用，煤电超低排放，油品质量提升等技术改造，为传统能源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分布式能源的发展改善了我国的能源供给结构，解决一些边远地区的无电问题，增加了人民的获得感。同时，发展新能源产业也成为一些贫困地区增加收入、脱离贫困的重要依托。
能源转型也需要供给侧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使得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开始凸显，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加大使得一些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也出现了有悖以往的背离。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至2030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2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要与化石能源消费在2030年脱钩，这种转变从现在就要开始。
绿色发展是我国全体人民在发展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之一，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要实现全面变革。为适应这种变革，能源转型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完善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增强转型发展的动力。
一是化解煤炭行业和煤电过剩产能。加快处置“僵尸企业”、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煤炭行业兼并重组。利用市场机制倒逼，加快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大力推进分布式能源发展，加快建立电力市场，充分释放降电价、促发展等改革红利。
二是在能源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打破社会资本进入能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不合理限制，切实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能源公共服务领域。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改善地区能源公共服务水平。落实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加强能源扶贫。
三是优化高耗能产业和能源开发布局，进一步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要加快发展分布式能源，推动能源协调发展和互补利用，提高能源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和运行效率，降低对远距离能源输送的依赖。
四是结合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新区域发展战略，促进供给要素的跨区域有效流动，促进我国工业产能的国际合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实现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大力发展低碳服务业，更要重视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要消除部门垂直管理带来的产业融合障碍，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打牢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
五是实施绿色金融与绿色财政政策。深入能源等生产要素税费的改革，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资源供给成本，减轻能源企业的税费负担，加快清洁能源的发展，增加产业发展后劲。进一步加强绿色金融建设，扶持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能源转型与绿色增长相互促进
一方面，能源转型助推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正在推动经济增长向绿色增长的方向转型；另一方面，绿色发展也对我国的能源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了能源转型的约束条件。
首先，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升，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由速度型向效率型的转变。能源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能源利用效率的改进和提高上。面对能源消费的低速增长，有人用过去的能源弹性系数怀疑当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这种怀疑实际上是忽视了能源效率的改进及其所产生的增长红利。我国经济在能源消费低速增长的条件下，实现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产业结构的转变对经济增长、能源需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能源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降低了能源弹性系数，促进了经济的绿色增长。“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我国单位GDP能耗分别下降19.1％、18.2％、15％，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由1.08吨下降到0.72吨。2011年以来，我国能源效率提高幅度年均达到3.9%，同期能源消费年均只有3.6%，能源效率的提高幅度已经超过了能源消费的增速。此前，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速一直高于能源效率的增速，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正在用更少的能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到了效率增长阶段。
其次，中国的能源供给正在从数量扩张向质量优化的方向转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的能源供给数量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而近年来增速却在下降，其中煤炭和煤电供给的增速下降尤其明显，有时甚至是负增长。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为9.9%，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在世界经济大国中也仅次于德国。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重由72％下降到了64％，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由7.4％逐步增加到了12％。电源结构中，风电成为我国第三大电源，光伏发电呈现更快的发展势头。中国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与过去相比，更多的是绿色的、低碳的能源。因此，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已不同于过去，正在向绿色增长转型。
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源于化石能源的开采与消费，以消费化石能源为主的经济增长，增速越快，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越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是发展的一部分，改善生态环境是人民生活的重要福祉。因此，不能单纯看经济增速有多快，还要看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以经济增速下降换来了更好的生态环境质量，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所在。
最后，我国能源领域的新经济、新业态异军突起，为经济增长增添了新的动能。新兴能源产业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洁的动力，而且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近年来，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和核电等清洁能源的投资保持了快速增长，分布式能源、能源互联网、电动汽车、低碳工业园区等能源消费形式或技术创新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外溢效果，一批科技企业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社会就业和企业盈利能力也因此获益。此外，煤炭清洁化利用，煤电超低排放，油品质量提升等技术改造，为传统能源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分布式能源的发展改善了我国的能源供给结构，解决一些边远地区的无电问题，增加了人民的获得感。同时，发展新能源产业也成为一些贫困地区增加收入、脱离贫困的重要依托。
能源转型也需要供给侧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使得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开始凸显，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加大使得一些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也出现了有悖以往的背离。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至2030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20%。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要与化石能源消费在2030年脱钩，这种转变从现在就要开始。
绿色发展是我国全体人民在发展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之一，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要实现全面变革。为适应这种变革，能源转型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完善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增强转型发展的动力。
一是化解煤炭行业和煤电过剩产能。加快处置“僵尸企业”、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煤炭行业兼并重组。利用市场机制倒逼，加快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大力推进分布式能源发展，加快建立电力市场，充分释放降电价、促发展等改革红利。
二是在能源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打破社会资本进入能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不合理限制，切实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能源公共服务领域。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改善地区能源公共服务水平。落实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实施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加强能源扶贫。
三是优化高耗能产业和能源开发布局，进一步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要加快发展分布式能源，推动能源协调发展和互补利用，提高能源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和运行效率，降低对远距离能源输送的依赖。
四是结合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新区域发展战略，促进供给要素的跨区域有效流动，促进我国工业产能的国际合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实现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大力发展低碳服务业，更要重视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要消除部门垂直管理带来的产业融合障碍，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打牢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
五是实施绿色金融与绿色财政政策。深入能源等生产要素税费的改革，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资源供给成本，减轻能源企业的税费负担，加快清洁能源的发展，增加产业发展后劲。进一步加强绿色金融建设，扶持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607/20/16350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