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无锡尚德在美国上市以来,中国光伏产业以惊人的速度坐上了过山车。施正荣2005年问鼎中国首富的巨大财富效应,致使光伏产业一度“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目前,仅浙江就有200多家从事光伏产品制造的企业,其中一大半是2007年之后进入的。
无限风光在险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光伏产业就遭遇了需求持续萎缩、供给不断增长的严重挑战,2011年形势更急转直下。多晶硅已从2008年的500美元/公斤跌至21美元/公斤—28美元/公斤。目前,该行业库存高企、经营性现金流锐减,面临资金链条紧绷甚至断裂的风险。2012年一季度,包括江西赛维、尚德电力、英利在内的10家境外上市光伏企业全部亏损,合计亏损高达6.12亿美元。
江西赛维是一个典型案例。从2007年至2011年,赛维总负债由6.17亿美元一路膨胀至2011年末的60.1亿美元。截至今年3月末,赛维总资产337.10亿元,负债总计293.46亿元,其中流动负债231.48亿元,陷入了资金链危局。
近期媒体报道地方政府以财政资金替江西赛维还债,引发舆论鞭笞。在笔者看来,地方政府不仅不是光伏产业的“救星”,而且是光伏产业陷入如今困局的罪魁祸首。
首先,在现行政绩观指导下,好大喜功成为地方官员的通病。光伏产业投入大,既能创造高额GDP,又具有环保节能的概念,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政策要求,遂令地方官员趋之若鹜,纷纷将光伏作为重点产业来发展。青海格尔木、黑龙江绥化、江西新余、河北保定、江苏无锡纷纷宣誓打造“光伏城”。
其次,地方政府为光伏产业的过度发展提供了错误激励。中国光伏产业迅速崛起,不是因为中国光伏企业的技术如何领先,而是因为中国的污染成本极为低廉。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还常常为光伏企业提供大量的电费补贴,而电费是光伏企业主要的成本因素之一。
由于这样的扭曲激励,中国的光伏企业拥有了欧美企业难以奢望的成本优势。国内光伏企业普遍采用电弧法用炭还原制取低纯度的工业硅,然后作为工业原料常常以1美元/公斤的极其低廉的价格卖到国外,工业技术极为简单,却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资源,从生产工业硅到太阳能电池全过程综合电耗约220万千瓦时,同时带来极为严重的环境污染。
2011年晶科能源在海宁的工厂就因为污染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生产线被迫关闭。国内太阳能电池98%用于出口,相当于大量输出国内紧缺的能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光伏企业是“黑了中国的环境”去帮助欧美国家实现“绿色”。
在地方政府的助推下,光伏产业在中国出现了明显的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为今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中国2011年的光伏组件总产能达30GW,而全球装机量预计只有20GW,产能过剩问题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