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地方政府阻碍了光伏产业的“优胜劣汰”。由于地方政府出于形象考虑，不愿意自己支持的光伏企业倒掉，遂动用公共资源为光伏企业提供支持。结果，那些本应自动出局的企业得以苟延残喘，这就无法消除过剩的产能。最终，所有光伏企业都在地方政府卵翼之下痛苦地煎熬。
除了面子因素，光伏企业也绑架了一些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2011年1—5月，赛维LDK在新余高新区纳国税40412万元，纳地税19975万元。所纳国税占高新区光伏企业纳税总额的93.6%，所纳地税更是占到96%，是全市居首的纳税大户。据《南方周末》报道，赛维实际上已经申请了破产保护，但却被江西省政府驳回，因为江西无法承受这样一家大企业的倒掉。
如果冷静分析一下全球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不难理解这场危机的必然性。地方政府在前期通过扭曲性激励导致了光伏产业的过度投资，如今又试图以阻止企业破产的方式影响正常的优胜劣汰。从单个光伏企业来看，地方政府的确是他们的救星;但放大到全行业来看，地方政府实则“罪魁祸首”。
光伏产业危机，折射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第一，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往往纵容企业污染环境，一方面使得这些企业享有了“扭曲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把污染成本“外部化”给了全社会。从长期来看，这种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的做法，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污染问题的爆发带来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威胁到了社会稳定。
第二，在缺乏财政民主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有浪费纳税人资源的“道德风险”。目前的财政制度不仅透明度不足，公众难以知晓资金使用的细节，而且人大对政府开支的制约也流于形式化，地方官员出现了“有钱花、随便花”的危险趋势，社会成本高昂。
第三，在“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模式下，地方政府过度涉足经济建设活动，甚至成为经济建设型政府。由于地方政府的“公司化”，环保、质量安全等执法功能就被边缘化，甚至屈从于GDP主义。长此以往，不仅带来了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系列危机，更破坏了法治，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光伏产业危机，理应成为推动中国财政民主化的契机。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走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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