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俊峰：高质量发展，建立弹性与韧性机制，履行新时代使命是光伏行业唯一破局之道

2023年下半年，随着大量产能释放，光伏行业出现恐慌性抛售，在行业需求强劲的同时，价格从2元/W降至0.8元/W，全环节或亏损，或逼近成本极限，而在此次价格跳水背后引发的恐慌情绪，则更值得业内警惕。

有鉴于此，笔者特邀请中国能源研究会的常务理事李俊峰老师，为光伏行业分析行业窘境成因，指明前行方向。

李俊峰老师

在能源领域工作40余年，也是我们中国可再生能源法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参与者之一。过去20年，李老师在过去光伏行业的几轮周期的关键节点上，都给了非常务实和中肯的建议和破局之策。此次针对光当前光伏行业的新变化和当下的震荡，解读光伏行业的新形势和新逻辑。每次行业过冷或过热，李俊峰老师都会起到“恒温器”的调节作用，让光伏行业保持理性、信心和清醒。

在采访过程中，李俊峰表示，此次光伏行业危机爆发不同于以往。过去几次产业震荡因素都来自于外部，而这一次是光伏行业没有在光伏实现平价之后思考新的发展方向引起的，没有将光伏产业的发展从一味的降低发电成本和售价，转向高质量发展上面去。

他指出，光伏产业要适应新身份，承担新责任。在光伏行业大发展的二十年中，国家、地方政府、投资机构、电网和每一个电力消费者都在为光伏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在下一步的光伏行业发展中，应考虑到多方的利益，从受惠者转向施惠者。坚持产业技术创新降低发电成本的同时，稳定甚至适当提升电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惠及整个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碳中和目标实现各个参与方。

同时，光伏产业应当建立有弹性和韧性的生态链，改变以往“产能=销量”的思路，学习其它领域的经验，备有冗余产能的同时，重新核算光伏产品的真正成本。政府部门也应该牵头进行顶层设计，组织协调相关利益方协同发展，实现多赢。

以下是采访实录

光伏前景非常明确

曹宇：首先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新能源的一个国际形势，这次光伏产业的波动是内因居多还是外因居多?

李俊峰：第一个问题是国际能源转型的新的形势。其实能源转型它由来已久，从1973年就开始了，目标是要让人类的发展，从资源依赖到技术依赖。

1992年，全球达成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人类实现低排放发展成为基本共识，按照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制定了清晰的减排路线图和规则。

路线图中指出，下世纪末也就是2100年实现将大气层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ppm，只不过当时并不叫“碳中和”这个名字而已。

1997年《京都议定书》达成，虽然生效过程很缓慢，甚至到了2005年，用我的话是用了抗战8年才生效，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国家都没有放弃，都没有落后，都没有无所事事：我们中国1997年颁布了第一个新能源发展规划纲要，同时期欧盟提出到2050年50%的可再生能源占比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美国提出了百万屋顶计划，并且大家都在制定相应政策。后来，德国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要求光伏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优先上午;美国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退税和生产退税计划，相当于每千瓦时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获得大约1.5美分的补贴。这些都是欧盟和美国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推动能源转型的最重要的法律和政策基础。

我们经常说中国可再生能源做得好，好多项都是全球第一，其实全球各个国家做得都不错。目前欧盟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比例在整个能源的发电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美国的非化石能源占比要比我们要高，尤其是人均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特别是风光的发电量我们比欧美少很多。

本世纪初，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特别是风光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中国奋起直追，2005年制定的《可再生能源法》，2009年制定的战略性产业规划，2014年倡导能源革命，2020年提出双碳目标，政策的延续性和连贯性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在碳中和的问题上，所有国家都把它做成战略必争之高地，都在为之奋斗。这次迪拜COP28大会就更清楚了，在一个被盛产石油的国家包围的城市里达成了摆脱石油的“迪拜共识”，把能源的资源依赖转向到技术依赖的畅想，变成大家共同的行动。并且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要增至3倍，到2050年，全人类要逐步摆脱化石能源，特别是逐步减少石油和煤炭消费，是全人类的共识，

丹麦能源气候部长说：“我们在一个石油国家包围的城市里面，达成了一个摆脱对石油依赖的国际协议，形成这样的政治共识，这意味着什么?”所以说这就说明能源转型是一个大的趋势，并且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行动目标，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的能力，要增加三倍，现在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装机大概30亿千瓦，风光是23亿千瓦，换句话说到2030年大概是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达到90~100亿千瓦，风光达到60~80亿千瓦就这么一个水平，再考虑到水电已经是强弩之末，风光的贡献还要更大一些，国家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都认为，实现碳中和，风光发电量占比要提高至全球发电量的70%左右，所以说风光的需求形势是非常清楚的。

这次光伏波动非同寻常

曹宇：如您所说，中国光伏虽然暂时领先，但作为全球各个国家战略级赛道，各国的发展都非常迅猛，我们不能停止努力。同时在这么乐观的情况下，我们光伏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震荡。

李俊峰：光伏产业经常波动，但过去大部分波动是由外因造成的。比方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2年的双反和2018年的“531”。

2008年是金融危机后企业没有资金，发展受到影响;双反是企业出口受阻;“531”是我们国内的政策调;但是这一次没有任何的外因，正如上面所说，全球市场需求形势非常好。光伏装机容量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20%，2023年出现了30%以上的增速，在这种条件下，发生这样的震荡是不正常的。

毛主席著作《矛盾论》中讲到，辩证法就是任何一个事物，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以前的三次危机，我们的光伏企业都从容应对，并实现了高速发展。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进了中国光伏企业的凤凰涅槃。中国光伏产业通过技术进步大幅度降低成本，在全球光伏产业链中从可有可无，到占据半壁江山，从而导致了2012年的欧美双反，出口受阻，一些光伏龙头企业破产重组。

面对困难，中国光伏企业团结一致共渡难关，一方面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推动中国政府和欧盟达成了双赢的合作协议，另一方面是推动国家光伏标杆上网电价的形成，促进了国内光伏市场的快速形成。2018年国家出台“531”政策，以及光伏发电补贴不到位导致了部分企业资金困难，但是光伏界团结奋斗，在2020年实现了电源侧的“平价上网”，中国的光伏产业借助于“双碳”的东风，迎来新的高光时刻，不仅全产业链各个环节都在全球占据了霸主地位，还牢牢把控了技术进步的主动权。

但这一次是在外部环境非常之好的情况下发生的行业震荡。首先光伏需求在持续增长，就中国而言，2022年新增光伏装机87GW，2023年接近200GW，全球范围内总的增长也超过了40%，出口也大幅度增加。

但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光伏行业出现了恐慌性抛售。2023年5月份企业预警说产能过剩，然后开始恐慌性抛售，2023年年初的时候，每一瓦的光伏还是两块钱或两元人民币，6月份就开始降价了，到9月份就降到一块左右了，现在低于一块钱。这是首次我们在这么好的外部环境下，在高速增长的市场情况下出现了价格跳水式下降，光伏行业自乱阵脚。

曹宇：您认为现在光伏行业这种情况算是踩踏效应吗?

李俊峰：目前的光伏行业是没有逻辑的降价。

所有的行业，如房地产、汽车在需求高的时候没有人降价，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获益。就连买家也不高兴，因为他的资产在贬值。

我们国家很多工商业领域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才迎来一个迈向高端市场的机会。比如原来奇瑞吉利都做低端车，现在都开始做高端车，包括比亚迪在内也做了100多万一辆的车，而且在国内国际市场都卖得很好。大家都知道要高质量发展，都没有降价，只有光伏开始这种恐慌性的降价。

中国光伏产业应该理顺产能和产量之间的关系。产量是产量，产能是产能，产能不等于产量。产量应该是根据市场客观需求决定，产能保障产量，实现市场供需平衡的客观存在，我们必须有一个具有一定弹性和韧性的产能，形成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的产量。光伏行业产业链要有弹性，有韧性。

有弹性是什么?有韧性东西?它是指在市场需求低迷时行业可以降低产量，适应市场需求，不至于恐慌性降价，当市场旺盛时，可以适当增加产量，不至于让价格暴涨。就像高铁一样，平常50-70%的上座率，到春节的时候，我们120%的上座率，运输体系不会崩溃，平常也能挣钱，春节我们挣得更多一点，仅此而已。而当需求不好的时候，就是适当的减少产量，而不是去产能。所有的行业的产能利用率70-80%，就是非常好的理想状态。不论是我们的吃的用的，包括餐馆在内，哪一个餐馆每天100%上座率，哪一个酒店是100%的入住率?所以说我们光伏行业的产能也要努力形成适应市场变化的产量弹性和韧性。

曹宇：听了您的观点，我觉得其实光伏在核算成本，在设计成本模型的时候，其实也是应该按照产能不满的模式设计。

李俊峰：算成本的时候，就要这么来算。

机票也是如此，票价制定就是在设定一个上座率和正点率水平的条件下，航空公司就可以盈利。

曹宇：看来这在别的行业已经是常识了。

李俊峰：是的。OPEC在石油需求高涨的时候，就能适当释放产能，当然石油需求不畅的时候，沙特带头主动减产，这都是正常的。

政府也这么调控经济的，当这个经济非常活跃，货币短缺的时候，适当的增加货币投放量，当经济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适当的收缩一下，避免通货膨胀。

产能是个固定的数字，产量是可以调控的。我们光伏行业应该学会科学的利用我们的产能，合理的利用我们的产能，明明知道产能过剩了，还要扩大不断扩大产能，还要满负荷生产，宁可低价倾销，也不会是实行限产保价。所以说我们的内因一定要控制好，还要练内功，找到一种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办法，我们平稳的渡过了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光伏的大的这种波动和危机，我想这一次光伏企业也应该能够顺利度过。

光伏产业增长逻辑发生变化

曹宇：过去20年其实我们行业一直在追求往平价，然后甚至低价，以后朝着光储同价的方向去走，但目前这样的低价到底是行业的竞争力，还是对行业的一种伤害?这个度在哪里?

李俊峰：除了理顺产能和产量关系之外，还要纠正光伏行业对成本和价格问题认识误区。长期以来，光伏行业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化生产不断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是合理的。1992年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时候，的光伏组件差不多30多美元/瓦，甚至到了到2007年国家核准的崇明岛项目，光伏电价4块钱/千瓦时，2013年国家首次出台光伏上网标杆电价的时候，还是每千瓦时1元上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必须降低成本，一开始的目标是消费侧的平价上网，即每千瓦时8毛钱，后来提出在发电侧能够和化石能源同价，这两个目标我们都实现了。

但是在实现了这两个目标后，光伏行业思考方式应改变什么。在技术进步，成本不断下降的大背景下，我们追求什么，是风光单独的降低上网电价，就像许多人说的每千瓦时1毛钱，那就要求光伏组件必须继续大幅度降低价格，降低到每瓦1元还不够，甚至要降低到5毛钱。

过去光伏产业的发展，社会各界都提供了帮助，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出口退税，土地支持，电价优惠，但现在光伏产业成本进一步降低，就没有不要过度过快的降低价格，而是把技术进步效益传导到各个利益相关方。

国家规定3毛7上网，光伏发电也可以和火电一样接受这个价格。但并不是说要光伏项目存在暴利，我们要把这部分利润合理分配到产业链各环节。以内蒙古为例，目前差不多有接近8,000亿千瓦时的发电量，其中80%是煤电，如果这8,000亿将来到了碳中和他可以搞1万亿的风光发电，如果每千瓦时风光发电能够给地方留下一毛钱的地方税收或者是财政收入，它就是1000个亿。

曹宇：通过技术进步进一步降成本仍然是永恒不变的追求。但我们没必要一味的降低电价。可以持续一个稳定的，然后建立一个好的分配机制。

李俊峰：现在光伏电价已经低于国家要求的价格水平了，光伏行业整体还要继续降，但是价格不一定降了。这样降价，如何有合理的利润回馈帮助过我们的地方政府、产业量和各个环节?如何支撑国内外的经销商也有合理的盈利，投资者有合理的回报?

这次的降价与以往不同，没人让光伏行业这样大幅度的降价。这一次的降价，没有任何一个利益相关方是受益的。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今年光伏产量、出口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是光伏行业对国家的GDP增速的贡献率却下降了，出口额也大幅的下降了，企业利润更是大幅下滑，导致了国家税收也大幅度下降了。也许有人认为客户满意了，其实也不然，比如欧洲的经销商，上半年购进的电池组件还没使用完，新的低价的组件又进来了，他们怎么和客户解释?国内的开发商也是一样，买涨不买跌是市场客观存在。

对地方政府来说，中央虽然不鼓励追求GDP，但是GDP还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指标。2022年2023年好多地方的经济增长来来来自于出口“新三样”的贡献，但光伏的贡献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政府辛辛苦苦的培育的企业，给你提供了资金支持、土地资源，给你提供了这种信贷的支持，结果你不盈利甚至亏损，你对得起人家吗?你既没有GDP也没税收，如果你破产连就业都没有，所以说这种低价竞争，地方政府也不满意。

过度低价对企业也不好，去年我们形势很好，很多企业100多亿的利润，今年过100亿利润的企业几乎没有了，利润可能要腰斩甚至更低，光伏企业的股价也跌了三分之二，这就是降价的代价。

没有合理利润，无法推动技术进步，不可能改善员工的福利待遇，这个行业就没有竞争力，行业的竞争力在于什么东西?同时如果是高盈利产业，更有利于聚拢资源。光伏行业为什么技术进步快?行业的优秀人才都到这聚集。但如果亏损甚至破产，怎么留住高端人才?怎么能够持续进步?所以说降低价格，国家不满意，国际客户不满意，国内客户也不满意，地方政府也不满意，投资者也不满意，企业更不好受，你的员工也不满意，我们为什么做大家都不满意的事情?

高质量发展观

提振光伏效益，担当支柱责任

曹宇：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其实终端客户对组件价格下降根本没有什么要求，我们了解到客户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以前组件能占在国外占到系统成本就70%或者一半以上，但是现在占比越来越低，反而是说如果是能够提升用户体验，延长电站寿命，终端客户更加喜欢。

李俊峰：是这样。欧美电价比较高，光储也非常流行，他们不管光伏发电最低价格是多少，是花钱替代原来的化石能源。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从三毛钱一度电我降到两毛钱，再降到一毛钱，甚至如果降到一分钱，光伏还有投资价值吗?没有投资价值，我们投它干什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口号：“要推动和鼓励有效益的投资”，投资没有效益叫投资吗?

曹宇：这就是我们讲的高质量发展。

李俊峰：是的。一个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一定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可持续的盈利，提供可持续的税收，持续的改善职工的福利待遇等。

曹宇：光伏企业、地方政府、电力投资企业、电网，以及其它的参与方，我们目前只看到博弈但感觉不到共识，导致大家在整个链条里边各自去拼命争抢自己的利益，但是结果最后好像谁都没有获益。刚才您也谈到分配模式，或者是说建立一个协同机制，能不能再延伸再给我们讲一讲。

李俊峰：发达国家的发电成本并不高，有些比中国还低很多。但售电价格里面60%左右是输配成本，平衡成本。光伏实现和火电同价，但并没有输配成本在里面，要让市场输配成本逐步体现在光伏最终的电价中。所以光伏电价不要轻易的下降，让电网能够有持续的发展。过去我们提倡电网对风光友好，现在也应该要求风光对电网友好。

过去电网主要关注特高压输电侧的改造，配电侧相对较弱。例如户用光伏经常受变压器的限制和线路容量的限制，还有隔墙售电无法实现等问题。另外我们过去输电侧向配电侧送，是不允许配电侧向输电侧送电的。这些问题，在我们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必须解决。

上述的电力体系改革方向，在国际上已经有很成功的经验。我们目前大部分调度依靠电网实现，必须给电网足够的动力区改造，技术投入、物理系统改善，光伏行业逐渐要作为支柱型产业为其它环节做贡献。

另外我们还要为地方的经济发展做贡献。我们现在经常抱怨，不论是风电还是光伏，到任何地方去，拿路条拿容量也好，人家都让你带着产业来。为什么带着产业来?是因为你发一度电给当地留不下任何东西，投资有增值税的抵扣，这个10年基本上增值税是没有的，再加上三减三免，叫“三免三减半”这个政策，等于是6年几乎没有收到税收，地方政府对光伏企业的支持是白送的，我们光伏企业对人家没有任何贡献。

曹宇：而且人家那边的资源其实也是有限的。

李俊峰：人家资源为什么给你?我一直建议让我们有自然资源的地区，让资源优势变化为经济优势。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光伏现在发电成本降到1毛钱的成本了，我们还是4毛钱的上网电价?我们给电网留下一一毛钱的电网改造的费用，给地方政府留下一毛钱的发展的费用，经济发展费还给我们留下一毛钱的利润，有什么不好的?

但现在为什么降到一毛钱?电网没有资金去改造，地方政府没有税收，也没有收入支持，企业也没有利润。为什么做的这种吃干榨尽的事情?

去年10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经济发展有一个重大的改变。1992年，小平同志要全党要一心一意搞经济，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现在中央提出一个新的口号，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高质量发展就是做出好东西来，做出有价值的东西来，而且能够不断持续地越做越好。

举个例子：发展是让我们解决一日三餐;高质量发展并不是让我们一天吃更多餐，而是提升口味和营养水平。我们的汽车领域也是如此，高质量发展是让我们的家庭能够买得起更贵更好的车。当我们每户家庭都能够买50万以上的汽车时，我们会在乎一度电是8毛钱还是6毛钱吗?如果电价涨到一块钱的时候，我们现在遇到的储能商业模式、电网不匹配等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目前发达国家基本都是这个样子，德国的家庭应该大概25个欧分到30个欧分，相当于什么就2块多钱，美国也是30多个美分，也相当于2块钱左右，只有我们是5毛钱，但是我们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我们不能还是5毛钱，这就是中国的高质量增长。你要用得起好多，通过高质量的消费拉动高质量增长。这里讨论的高质量消费，不是高消费，而是简约而精致的消费思维方式，比如我们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建筑在过去的40年里更换了四代，每一次换代都形成了资源的浪费。汽车也是如此，到2050年的时候，我们人均GDP提高到4万到5万美元，现在大家开一辆奥拓，那个时候是不是需要有一辆奥迪?这就是有质量的消费拉动有质量增长，苹果手机这几年的产量增加并不多，但是他得市值、销售额和利润都在不断地增长，这种增长不是量的扩张，而是质的飞跃。

曹宇：您谈的是整个新能源的电力体系的高质量的增长，或涉及的方方面面的非常广的这种转型，甚至包括我们的整体工业水平和居民收入。第一步怎么迈出来?刚才您也谈到汽车，我们觉得看到中国汽车发展迅猛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赶上了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这么一个赛道，到底是要换道我们换道超车，还是通过其它方式让光伏产业能够更好的高质量增长。

李俊峰：新能源行业的高质量增长，特别是光伏，要实现高质量增长其实就一个简单的词，过去是别人帮助你发展，现在你要帮助别人发展。你很穷你很弱的时候，全社会都在帮助你，对你寄予厚望，当你能帮助别人的时候，证明你富起来了，我们不能再端着金碗要饭吃，把自己搞成一个穷光蛋，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就是我反对通过降成本来降电价的原因。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利润率，成本越低，我们的利润率越高，不能我们的成本越低，我们的利润率越低。

只有持续盈利，才能够持续回馈社会，甚至回馈世界。2007年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的光伏企业不能各领风骚三五年，要学那些百年企业。杜邦200多年了，西门子是快200年了，比尔盖茨这个公司也四五十年了，对一直持续的盈利，所以才能够每年拿出这么多的资金来搞慈善，搞疫苗。企业来说一定要学会持续的发展，要持续的盈利，才能真正的回馈社会和体现企业的价值。

曹宇：您刚才谈到个百年发展，那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护城河。龙头企业所认为的护城河究竟是什么?过去的20年我们一直就是盯着成本，觉得成本是唯一的护城河，但是我觉得未来应该转变去转变。

李俊峰：过去我们的成本高于化石能源，所以一定要降成本才有些希望战胜化石能源或者取代化石能源。现在光伏发电成本就比化石能源低了，降成本就变成第二位的，回馈社会是变成第一位的，所以说在降成本的同时，要让全社会享受的就是我们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这种效益你必须持续的盈利，如果不持续盈利，就不可能对社会做贡献。

能源转型二十字方针

曹宇：李老师，您能否给我们再讲讲，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下，我们的制造企业，我发电企业，电网、政府，大家应该怎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和分好工。

李俊峰：中央在去年的7月份召开了一次深化改革会议，对实现双碳目标能源的转型的地位做了一个明确的诠释：能源转型就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基础，同时构建新型电力体系是实现能源转型的重要的基础，并且对能源转型和特别是对电力转型提出了20字方针，“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这就是我们下面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的核心。

清洁低碳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安全充裕是全球的共识，转型过程中先立后破，安全之外，还要充裕，有足够的供应，这种供应还要有弹性和韧性，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曹宇：过去是地主家才有余粮，现在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余粮，所以李老师您认为我们应当适当的有额外的产能，在行业高速增长的时候可以跟得上。

李俊峰：包括电站也是如此。手中有电，心中不慌。但安全和充裕都是有成本代价的，电价要适当的增长，才能实现安全和充裕。经济和高效中，光伏要思考经济的合理性，经济不一定意味着降低价格，我们应该吸收房地产的教训，其实中央一直在强调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而不是一味降低房价，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成为降房价，现在房价下来了，问题可能会更多。

所以说通过价格降低维持经济或者需求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任何行业的投资都要有合理的回报，合理的回报，就是让它有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这才是一个经济符合市场逻辑的，就是你的价格必须符合经济规律，按中央的要求你投资必须有效益，这就是一个经济的诠释，而不是一味的低价。

另一个点叫供需协同。我们电力供应不能原来是我们的光伏行业内部，只看我们自己，要看到需求侧，供应侧为你做的贡献，如上面谈到的对地方政府、电网、员工的贡献。为地方发展做了什么贡献?对电网建设做了什么贡献?对员工的待遇的持续的改善做了什么贡献?

做好这几点，才是真正的供需协同。

另外“智能灵活”也是要有成本的，光伏的技术进步也应该推动整个电力系统的智能灵活的升级换代。不能只强调电网友好，还要考虑电源友好，负荷友好。

中央的这份文件有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含义，中央经济会议提出来的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稳中求进和以进促稳，通过发展解决所有的问题。

曹宇：而且很多地方政府是把这发展希望寄托在新能源身上。

李俊峰：所以说大家应该要不辱使命才行，不辱使命就是可持续的发展。

曹宇：龙头企业应该起什么样的带动作用?还有您认为我们的政府应不应该对光伏进行一些调控?

李俊峰：首先应该调控，从产能的利用率来说，行业应该主动去调控。石油、煤炭产量我们国家一直在调控之下，通过的调控我们的产量适应市场需求。煤炭过去也犯过错误，增加产能很无序，但后来调控之后，大家发现生存得更好了。

光伏行业要懂得产量和产能的辩证关系，产量是市场需求决定的，产能的利用率，调节产能的利用率来调节产量数的经济活动都是这样，或者货币政策，能源价格政策，产销政策，国家的宏观调控都是这样，我曾经说过在2020年和2021年多晶硅涨价时建议，国家可以对多晶硅实行储备制度，当低于某种价格水平的时候，国家就把它储起来，你这个价格高的我把它释放出来，平抑物价这都是可以做的，就像我们石油储备一样，我们有粮食储备，有黄金储备，有好多贵金属，包括石英砂等关键物资的核心物资都可以搞储备制度，是稳定物价。大家都知道猪肉咱们储备肉对吧?当肉价格高的时候咱们就释放一点，低的时候我们就保护性的收购。这个都是可以做的，政府可以调控，企业要配合政府主动的调控，通过调控产能的利用率来为社会供应合理的产量，合理的产量就不是根据产能决定的产量，这样就保持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保持合理的盈利水平的产量和产能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