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北京2月26日电(记者 欧阳诗嘉)“碳达峰、碳中和“已成为当下热议的焦点话题。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2021年重点任务之一。如何规划布局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面临哪些挑战?为此，中国日报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康艳兵。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意义何在?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康艳兵看来，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不仅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更展现了中国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
从国际看，全球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危机的多边合作模式，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中国提出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远远超出了《巴黎协定》2℃温升控制目标下全球2065~207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要求，是一个有力度的目标，将对全球各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要清醒地看到，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只有30年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时间大大缩短，且中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比发达国家付出更大的努力。“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既顺应了绿色低碳发展国际潮流，为全面有效落实《巴黎协定》注入了强大动力，也彰显了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为各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国内看，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一脉相承，彰显了中国坚定走一条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以更低的资源环境和碳排放代价支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政治决心。
康艳兵认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将倒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低碳转型，既是推进疫后经济绿色复苏、形成绿色经济新动能的客观需要，也是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要路径，更是助力发展方式深刻变革，促进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和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占据绿色低碳竞争优势具有重大意义。
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该如何规划落实?
“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坚持新发展理念，做好‘十四五‘时期的规划布局和政策部署，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开好局、起好步。“康艳兵说。
他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仅是生态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需要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低碳转型。中国当前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任务还很重，并且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重，而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比发达国家还缩短了一半左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面临着巨大挑战。
从存量看，当前中国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高达40亿吨和7亿吨左右，从煤矿、油田、运输通道等能源供应系统，到电力、钢铁、建材、有色、化工、汽车、采暖、空调等能源消费行业，以及相应的重大基础设施，在未来三四十年间完全实现脱碳化改造升级，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从增量看，当前中国的人均GDP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并且采暖、空调、汽车、公共设施等民生服务需求尚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发展水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还存在巨大差距，未来新增的经济产能、民生服务需求仍有很大空间，都需要新增能源需求来支撑，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形成严峻挑战。
康艳兵表示，面对艰巨紧迫的任务和诸多困难挑战，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战略中，做好中长期战略谋划。要研究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明确地方和重点行业的达峰目标和路线图。同时要适时开展2060年前碳中和战略研究，明确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和制度安排。
他提出，“十四五“时期，要着力统筹推进调整产业结构、节能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增加生态碳汇等降碳路径，严格控制高耗能项目新增产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储能、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清洁供暖、碳捕集封存利用(CCUS)等绿色低碳新技术新产业，大幅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推动源头减碳，优化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布局防范碳锁定风险，推动重点区域和行业碳排放率先达峰，完善能源价格、碳价、财税、绿色投融资等激励政策，建立健全“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协调工作机制，加强国际合作交流等。
康艳兵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长期以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节能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增加森林碳汇等一系列措施，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以下简称碳强度)持续下降，基本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局面，为经济增长和碳排放逐步“脱钩”奠定了基础。
截至2019年底，碳强度比2015年下降18.2%，已提前完成“十三五”约束性目标任务;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约48.1%，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15.3%，均已提前完成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2020年目标。
同时，通过实施能源革命战略，一大批绿色低碳新动能正在蓬勃兴起。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专利数、投资、装机和发电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的装机规模均占全球3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超过全球一半，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民用建筑比例达到60%左右。这些清洁能源和绿色新技术，不但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零碳低碳技术路径，而且提供了绿色新动能产业支撑。
“碳达峰、碳中和”将带来哪些影响?
康艳兵介绍，首先，“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引领和加速能源革命。
“能源活动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比重高达86.9% ，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能源领域是重中之重，未来需要逐步建立起以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为主体的安全可靠(Reliable)、成本可承受(Affordable)、可持续(Sustainable)的现代能源体系。这意味着未来三四十年间，如果届时碳捕集封存利用(CCUS)没有重大技术突破，绝大部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康艳兵说。
他认为，相应的，终端能源电气化水平将大幅提高，电力将成为支撑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主体终端能源。同时，电源结构去碳化特征将日益显著，水电、风电、光伏等非化石能源占发电总量的比重将不断提升，成为未来的发电主体。为推动具有间歇性、波动性特点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大规模应用，以及信息技术与能源技术的融合发展，分布式能源、储能、调峰、直流、柔性、新型电网、智能控制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将蓬勃兴起。节能增效持续化、终端能源电气化、电源结构去碳化、能源系统分散化、能源供需智慧化将成为未来能源转型的核心方向。
同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重塑未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能源是支撑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动力”和“血液”，随着未来能源业态发生颠覆性变革，这种深刻影响将渗透到作为“组织机体”的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重塑未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康艳兵说。“未来三四十年间，不仅仅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大部分化石能源行业将逐步退出，也不仅仅是相应的输配系统将逐步退出，更为重要的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大部分传统化石能源将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居民生活等终端用能的各行各业中逐步退出，取而代之的是以电力为主的能源方式来支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
他认为，在此背景下，传统的用能技术、工艺、设备将发生颠覆式的变革，产业链供应链脱碳化将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各种高效用电技术、能源供需两侧智慧化互动技术以及新能源汽车、高效热泵、绿色照明、零碳建筑、零碳钢铁、零碳水泥等新型脱碳化技术产品方兴未艾，将对未来的技术工艺、产业形态、就业方向乃至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企业应如何积极应对加速绿色转型?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开启了零碳发展新征程，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其中企业是实现目标的关键主体。“康艳兵说。
他认为，对企业而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一方面提出了加快脱碳化转型发展、甚至对某些行业是危及生存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也提供了绿色投资巨大市场的新机遇。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兴起的新一轮能源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他建议企业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围绕脱碳化转型发展核心方向，结合自身实际，加快转型发展，抓住新形势下的新机遇，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
一是加快转变思想观念，研判“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企业转型发展的新定位。二是研究制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新战略，科学调整核心业务板块，提出转型发展的新目标和行动计划。三是加强科技创新，加快研发应用清洁能源和低碳负碳新技术。四是加强商业模式创新，强化节能降成本、减碳创收益，创新绿色低碳投融资合作模式。五是加强企业管理创新，夯实能源及碳排放数据基础，强化低碳节能岗位和队伍，完善配套激励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