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北京大学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教授就产业政策是否有效进行了正面交锋。纵观整个辩论，林张两位教授在理论基础、产业政策涵义理解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林毅夫教授的主要观点是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别强调了产业政策在基础科研投入，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解决自身所难以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的协调问题，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
而张维迎教授则不赞成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认同“米塞斯-哈耶克范式”，认为市场失灵并不存在，背后是市场理论的失灵。而他所理解的产业政策与林毅夫也并不相同，主要指政府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认为企业家是市场的主角，产业政策与企业家精神存在矛盾，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进而遏制创新和技术进步。
在笔者看来，二者的辩论鉴于两种不同理论范式，尽管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辩论，也很难说服对方。从实践的角度而言，不难观察到，纵观过去数百年国际经济发展史，产业政策存在不少成功的样本，如日本韩国四小龙的成功超越成为发达经济体，但也存在产业政策失败的案例，如印尼的大飞机项目。所以，产业政策的成败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同时，从不同时间维度来看，同样的产业政策在不同阶段也往往有不同的评价，有些甚至是短期负面，但长期来看也不乏成功的产业政策。例如，针对中国钢铁、光伏扶持的产业政策就很难简单的评价。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中，二者位列十大振兴产业之中，发展迅速，却在其后两三年成为了产能过剩的重灾区，一时间广受诟病。而在最近全球钢铁、光伏行业大调整的背景下，多数海外企业亏损严重，频频倒闭，但中国企业得益于国家产业支持存活了下来，大幅占领国际市场，今年在实现了幅盈利增长的同时也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从这个角度而言，不同时间维度也往往有不同的结论，说明对待产业政策应该辩证来看，需要有综合、客观、多维度的考量。回顾中国对电信行业扶持的产业政策，尤其是对扶持“巨大中华”四家通信企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到，产业政策在后进国家实现崛起和赶超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对扶持企业也需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不自己挑选得胜者，对国企和非国企一视同仁，对于决定产业政策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笔者曾在芬兰留学，其后在芬兰通讯企业诺基亚公司总部工作过一段时间。清晰记得当时中国通讯业发展刚刚起步，方兴未艾，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差距明显，国内电信根本无法参与国际竞争，而中国政府在八、九十年代提出发展国内通讯行业的产业政策，政策倾斜力度之大有目共睹，为后来中国通信行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政府当时推出的一系列支持通讯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包括加大研发投入、鼓励电信企业创新、对技术改造项目实行海关半税政策、对急需的通信设备实行特批全免关税政策、各地方政府建立通信领导小组负责区域性电信发展、把通信作为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当地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地方政府协调筹集建设资金，并对通信业发展给予各种费用减、免、返等特殊优惠政策、加速原有落后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海外市场垄断，程控交换机的价格十分昂贵，这给当时国内的电话普及制造了很大障碍。而基于产业政策背景下的前期科研投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科研攻关，历经数年，终于在1991年研制出了自主交换机品牌HJD04-ISDN，即一度被国人视作骄傲的“04机”，这一技术突破也被当时副总理朱镕基批示为“在国有企业纷纷与外资合营或被收买兼并后，04机送来了一股清风”。
正是凭借自主研发程控交换机的突破，九十年代后期国内出现了绕有名气的“巨大中华”四家通讯企业，作为民族通讯制造业崛起的代表。所谓“巨大中华”，指的是当时国内新兴的四家有代表性的通信制造厂商，分别为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其中，前三家，巨龙、大唐、中兴分别为国有企业，唯有华为是唯一一家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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