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来，大家对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的描述都是“富煤缺油少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耗与不合理的能源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如何走出这一困境、找到未来发展出路，关系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笔者针对上述问题专访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能源的困境与出路》主编黄晓勇教授。干货多多，不容错过！
能源结构不合理是问题，也是机遇
笔者：您如何评价我国能源问题的总体现状？
黄晓勇：据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专家在2015北京能源论坛上披露，北京空气中PM2.5的2/3和温室气体的3/4来自化石燃料。一方面，煤炭在目前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仍高达66%；而另一方面，在能源对外依赖日趋严重的状况下，能源的有效利用率却十分低下，能源在开采、加工转换和储运及终端利用过程中的损失和浪费惊人；
同时，中国东部地区单位面积的煤炭和石油消耗分别已达全球平均水平的12倍和3倍，单位面积的环境负荷也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即便是按人均，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然达到10吨，超过了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历史最高水平。
当年英国治理雾霾，用10年时间使污染物降低了80%，并用20年时间使石油替代了20%的煤炭、用天然气替代了30%以上的煤炭，最终使煤炭占能源结构的比例从90%下降到了30%。这组数字显示的只是一种简单的结构变化，但它所包含的却是一场由能源的生产革命、消费革命、技术革命和体制革命共同构成的深刻的变革及其所获得的成果。
目前，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还停留在将近100年前世界能源结构的水平上。这种差距的确令人忧心忡忡、惶惶然，但同时这意味着改革、发展与进步的可能性和空间，至少我们可以获得一种启示和信心，即北京的“APEC蓝”或“阅兵蓝”的常态化是可以通过人为努力而实现的，关键在于决心、措施与坚持。
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化石能源供给仍然偏紧，能源结构不尽合理；与此同时，单位GDP能耗水平偏高，能源消费还过于粗放。因此，我国必须大力推进能源的消费和供给革命，坚持“节约、清洁、安全”的战略方针，加快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并重点实施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绿色低碳和创新驱动等四大战略。
应优先推进能源消费和供给革命
笔者：解决能源问题的切入点在哪里？
黄晓勇：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依然较为粗放，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仍旧偏大，钢铁、有色、建材、化工四大高耗能产业用能约占整体用能的一半。虽然我国人均能源消费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单位GDP能耗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较低的能效水平，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有关，但也反映了我国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这些都迫切需要我国实行能源消费效率和消费总量双控制，形成倒逼机制。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节能被看作一种重要的能源利用形式，甚至被称作为“第五燃料”。在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下，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一系列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的有效措施。近年，各国积极推动智能电网、电动汽车、智能交通等新技术的开发，旨在以先进技术提高能效。我国也必须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事实上，如果继续任由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在较低水平徘徊，不仅会对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对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随着劳动力成本等市场要素价格的上升、政府政策红利的消耗殆尽及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产品及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将进一步下降，中国制造的市场份额及经济影响力不可避免地萎缩。
能源的粗放消费还会对我国能源安全带来威胁。以石油为例，从我国原油生产能力和产量看，目前已基本进入高峰期，主力油田稳产增产压力增大。若按照年均4.0%增速测算，2020年我国石油需求总量将接近6亿吨。按照我国原油产量2亿吨计算，则2020年我国石油将有68%来自于进口，有专家预计这种进口势头至少将延续到2030年。
笔者：如何推进能源消费和供给革命？
黄晓勇：推进能源消费和供给革命，建立能源节约型社会，首先，我国需要推行“一挂双控”措施，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挂钩，对高耗能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实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强约束，其他产业按先进能效标准实行强约束，现有产能能效要限期达标，新增产能必须符合国内先进能效标准。其次，控制煤炭、石油等主要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实施针对煤炭、石油等主要化石能源的消费总量控制，力争到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达到峰值、不突破42亿吨原煤；石油消费量到2020年力争控制在5.5亿吨、2030年控制在6.5亿吨左右。
此外，我国要着力实施能效提升计划。坚持节能优先，以工业、建筑和交通领域为重点，创新发展方式，形成节能型生产和消费模式。这要求在大力开发和推广先进节能技术的同时，要通过更严格标准和管理引导人们更科学经济地用能源。尤其要大力促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节能工作。继续制定节能约束性目标，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力争实现2020年单位GDP能耗比2010年下降35%，2030年单位GDP能耗比2020年再下降30%。
建立多元化能源供给体系意义重大
笔者：建立多元化能源供给体系有何意义？
黄晓勇：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社会形态的重大变化和国际社会中国家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都是与能源形态的变化分不开的。
罗伯特·赫夫纳的世界能源转型图颇负盛名，他认为，人类使用能源的大时代基本就是三个：固体能源时代、液体能源时代与气体能源时代。固体能源以木材和煤炭为代表；液体燃料则主要是石油，气体燃料主要是天然气。人类社会在文明发展史上曾长期以木材为主要能量来源，直到工业革命开始煤炭的占比才迅速上升，并于20世纪前半期达到顶峰。
随后石油大踏步登上历史舞台，其消费量于1973年达到历史高峰。赫夫纳认为，液体燃料时代的时间较短，主要是19和20世纪这两百年，而固体燃料时代（木材为主）长达数千年，但今后一百多年里将见证以天然气（包括风能、太阳能和氢能）为核心构成的气体燃料时代。
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从美国人均GDP超过英国到美国霸权被全世界认可，历经了近半个世纪，而这样一种巨变实际上也是霸权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从煤炭主导转向石油主导的过程。从英国方面来说，煤炭的消费占比从1619年首次超过木材（木材和煤炭占比分别为24.4%和24.7%），到1971年被石油超过（煤炭和石油占比分别为42.8%和47.4%），其突出地位保持了350年。由此可见，英国霸权的能源基础是煤炭。
笔者：在这方面，国外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
黄晓勇：寻找可持续的替代能源，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一个重点。但是目前除水电外的多数可再生能源项目，都需要较高的价格或者补贴来维持其运转。因此，对如何发展可再生能源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同时，人们忽略了另一个事实，由于化石能源利用过程中的负向环境外部性并没有完全由其生产企业负担，各国政府实际上也是对化石能源进行了暗地里的补贴。由于这种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实际补贴，使全社会付出了高昂的环境和健康代价。
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全球领先，其发展模式一直备受推崇，其经验和教训就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上世纪90年代，德国《电力入网法》颁布后，风能和太阳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来，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更是进入了快车道，成为全球的榜样。其可再生能源占发电总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约25%。然而，经历了2010年—2012年高补贴带来的狂飙后，补贴造成的庞大的财政开支使政府难以继续承受，也导致了德国可再生能源高速发展变得难以持续。
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历程给我国带来不少经验启示：
第一，要继续完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立法，支持可再生能源优先上网，对风能、太阳能发电给予补贴。
第二，在确定补贴额度的过程中，政府要把握好补贴的度。过高的补贴虽然短期内会促进行业的投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过度的补贴和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导致收益率降低，从而会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
第三，加强配套电网建设，确保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输送。
第四，要进一步提高煤电发电的环保标准和执法力度，并推动碳排放交易，将传统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外部成本显性化。
第五，要探索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融资模式。
美国在页岩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取得的进展，大大助推了美国的“能源独立”战略。2006年以来，美国能源自给率逐渐提高，2011年达到80.5%，2014年进一步升至88.6%。页岩油气的开发还推动了美国经济复苏，减少了从不稳定国家和地区进口石油的比例，使美国全球经济战略的自由度进一步扩大。
美国在非常规化石能源开发方面也给我们不少启示：
第一，要建立规范的市场监管体系和维护输气管网运行的市场化公平准入机制。
第二，对页岩气勘探开发和运输管道建设实行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
第三，建立专项研究基金资助研究机构开展技术研发，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
第四，要鼓励辅助性中小能源技术、设备、服务企业积极参与，建立起专业化的分工体系。
第五，要制订完善的页岩气开发的行业标准和环保监督机制。
笔者：我国应该如何构建起多元化的能源供给体系？
黄晓勇：我国能源结构的突出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当前，无论是从保障能源供给安全的角度、还是从保障生态安全的角度出发，推进能源供给的多元化都非常必要。从目前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近66%的比重看，中国仍处于煤炭消费时代。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无论是实现中国的能源供给安全，还是从优化能源结构的角度统筹能源生产，都必须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及天然气、核电等清洁能源，并应大力促进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入网。
影响一个国家能源生产的最基本因素是资源禀赋，但资源禀赋并非是一个国家能源消费结构的决定性因素。
2014年，中国煤炭已探明储量为1145亿吨，仅次于美国（2373亿吨）和俄罗斯（1570亿吨）；在石油探明储量上中国仅相当于俄罗斯的18%和美国的38%。但是从能源生产上看，2014年中国煤炭开采量是俄罗斯的11倍、美国的4倍，石油开采量则是俄罗斯的39%、美国的41%。
由此可见，除资源禀赋之外，另外一些重要因素决定着能源生产和能源结构。目前，中国能源消费需求和生产之间的缺口持续扩大，发展可再生能源、获取海外能源等都可以成为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增加能源生产的替代选择。
总之，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让国民享受更自由更富足的幸福生活，以牺牲环境和人们的健康为代价换来的高速增长绝不是理想的结果。让人们有尊严地共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繁荣的成果，就必须消除雾霾。
中国必须尽快从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进入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相结合的能源清洁利用时代。而能源利用技术的突破是这场能源革命的关键，不仅为以稳定供给、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为目标的能源革命提供保障，而且也为中国经济成功升级转型提供强大的动力。
能源结构不合理是问题，也是机遇
笔者：您如何评价我国能源问题的总体现状？
黄晓勇：据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专家在2015北京能源论坛上披露，北京空气中PM2.5的2/3和温室气体的3/4来自化石燃料。一方面，煤炭在目前一次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仍高达66%；而另一方面，在能源对外依赖日趋严重的状况下，能源的有效利用率却十分低下，能源在开采、加工转换和储运及终端利用过程中的损失和浪费惊人；
同时，中国东部地区单位面积的煤炭和石油消耗分别已达全球平均水平的12倍和3倍，单位面积的环境负荷也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即便是按人均，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然达到10吨，超过了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历史最高水平。
当年英国治理雾霾，用10年时间使污染物降低了80%，并用20年时间使石油替代了20%的煤炭、用天然气替代了30%以上的煤炭，最终使煤炭占能源结构的比例从90%下降到了30%。这组数字显示的只是一种简单的结构变化，但它所包含的却是一场由能源的生产革命、消费革命、技术革命和体制革命共同构成的深刻的变革及其所获得的成果。
目前，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还停留在将近100年前世界能源结构的水平上。这种差距的确令人忧心忡忡、惶惶然，但同时这意味着改革、发展与进步的可能性和空间，至少我们可以获得一种启示和信心，即北京的“APEC蓝”或“阅兵蓝”的常态化是可以通过人为努力而实现的，关键在于决心、措施与坚持。
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化石能源供给仍然偏紧，能源结构不尽合理；与此同时，单位GDP能耗水平偏高，能源消费还过于粗放。因此，我国必须大力推进能源的消费和供给革命，坚持“节约、清洁、安全”的战略方针，加快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并重点实施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绿色低碳和创新驱动等四大战略。
应优先推进能源消费和供给革命
笔者：解决能源问题的切入点在哪里？
黄晓勇：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依然较为粗放，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仍旧偏大，钢铁、有色、建材、化工四大高耗能产业用能约占整体用能的一半。虽然我国人均能源消费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单位GDP能耗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较低的能效水平，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有关，但也反映了我国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这些都迫切需要我国实行能源消费效率和消费总量双控制，形成倒逼机制。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节能被看作一种重要的能源利用形式，甚至被称作为“第五燃料”。在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下，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一系列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的有效措施。近年，各国积极推动智能电网、电动汽车、智能交通等新技术的开发，旨在以先进技术提高能效。我国也必须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事实上，如果继续任由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在较低水平徘徊，不仅会对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对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随着劳动力成本等市场要素价格的上升、政府政策红利的消耗殆尽及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产品及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将进一步下降，中国制造的市场份额及经济影响力不可避免地萎缩。
能源的粗放消费还会对我国能源安全带来威胁。以石油为例，从我国原油生产能力和产量看，目前已基本进入高峰期，主力油田稳产增产压力增大。若按照年均4.0%增速测算，2020年我国石油需求总量将接近6亿吨。按照我国原油产量2亿吨计算，则2020年我国石油将有68%来自于进口，有专家预计这种进口势头至少将延续到2030年。
笔者：如何推进能源消费和供给革命？
黄晓勇：推进能源消费和供给革命，建立能源节约型社会，首先，我国需要推行“一挂双控”措施，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挂钩，对高耗能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实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强约束，其他产业按先进能效标准实行强约束，现有产能能效要限期达标，新增产能必须符合国内先进能效标准。其次，控制煤炭、石油等主要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实施针对煤炭、石油等主要化石能源的消费总量控制，力争到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达到峰值、不突破42亿吨原煤；石油消费量到2020年力争控制在5.5亿吨、2030年控制在6.5亿吨左右。
此外，我国要着力实施能效提升计划。坚持节能优先，以工业、建筑和交通领域为重点，创新发展方式，形成节能型生产和消费模式。这要求在大力开发和推广先进节能技术的同时，要通过更严格标准和管理引导人们更科学经济地用能源。尤其要大力促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的节能工作。继续制定节能约束性目标，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力争实现2020年单位GDP能耗比2010年下降35%，2030年单位GDP能耗比2020年再下降30%。
建立多元化能源供给体系意义重大
笔者：建立多元化能源供给体系有何意义？
黄晓勇：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社会形态的重大变化和国际社会中国家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都是与能源形态的变化分不开的。
罗伯特·赫夫纳的世界能源转型图颇负盛名，他认为，人类使用能源的大时代基本就是三个：固体能源时代、液体能源时代与气体能源时代。固体能源以木材和煤炭为代表；液体燃料则主要是石油，气体燃料主要是天然气。人类社会在文明发展史上曾长期以木材为主要能量来源，直到工业革命开始煤炭的占比才迅速上升，并于20世纪前半期达到顶峰。
随后石油大踏步登上历史舞台，其消费量于1973年达到历史高峰。赫夫纳认为，液体燃料时代的时间较短，主要是19和20世纪这两百年，而固体燃料时代（木材为主）长达数千年，但今后一百多年里将见证以天然气（包括风能、太阳能和氢能）为核心构成的气体燃料时代。
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从美国人均GDP超过英国到美国霸权被全世界认可，历经了近半个世纪，而这样一种巨变实际上也是霸权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从煤炭主导转向石油主导的过程。从英国方面来说，煤炭的消费占比从1619年首次超过木材（木材和煤炭占比分别为24.4%和24.7%），到1971年被石油超过（煤炭和石油占比分别为42.8%和47.4%），其突出地位保持了350年。由此可见，英国霸权的能源基础是煤炭。
笔者：在这方面，国外有哪些经验可供借鉴？
黄晓勇：寻找可持续的替代能源，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一个重点。但是目前除水电外的多数可再生能源项目，都需要较高的价格或者补贴来维持其运转。因此，对如何发展可再生能源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同时，人们忽略了另一个事实，由于化石能源利用过程中的负向环境外部性并没有完全由其生产企业负担，各国政府实际上也是对化石能源进行了暗地里的补贴。由于这种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实际补贴，使全社会付出了高昂的环境和健康代价。
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全球领先，其发展模式一直备受推崇，其经验和教训就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上世纪90年代，德国《电力入网法》颁布后，风能和太阳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来，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更是进入了快车道，成为全球的榜样。其可再生能源占发电总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约25%。然而，经历了2010年—2012年高补贴带来的狂飙后，补贴造成的庞大的财政开支使政府难以继续承受，也导致了德国可再生能源高速发展变得难以持续。
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历程给我国带来不少经验启示：
第一，要继续完善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立法，支持可再生能源优先上网，对风能、太阳能发电给予补贴。
第二，在确定补贴额度的过程中，政府要把握好补贴的度。过高的补贴虽然短期内会促进行业的投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过度的补贴和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导致收益率降低，从而会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
第三，加强配套电网建设，确保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输送。
第四，要进一步提高煤电发电的环保标准和执法力度，并推动碳排放交易，将传统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外部成本显性化。
第五，要探索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融资模式。
美国在页岩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取得的进展，大大助推了美国的“能源独立”战略。2006年以来，美国能源自给率逐渐提高，2011年达到80.5%，2014年进一步升至88.6%。页岩油气的开发还推动了美国经济复苏，减少了从不稳定国家和地区进口石油的比例，使美国全球经济战略的自由度进一步扩大。
美国在非常规化石能源开发方面也给我们不少启示：
第一，要建立规范的市场监管体系和维护输气管网运行的市场化公平准入机制。
第二，对页岩气勘探开发和运输管道建设实行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
第三，建立专项研究基金资助研究机构开展技术研发，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
第四，要鼓励辅助性中小能源技术、设备、服务企业积极参与，建立起专业化的分工体系。
第五，要制订完善的页岩气开发的行业标准和环保监督机制。
笔者：我国应该如何构建起多元化的能源供给体系？
黄晓勇：我国能源结构的突出特点是“富煤贫油少气”。当前，无论是从保障能源供给安全的角度、还是从保障生态安全的角度出发，推进能源供给的多元化都非常必要。从目前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近66%的比重看，中国仍处于煤炭消费时代。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无论是实现中国的能源供给安全，还是从优化能源结构的角度统筹能源生产，都必须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及天然气、核电等清洁能源，并应大力促进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入网。
影响一个国家能源生产的最基本因素是资源禀赋，但资源禀赋并非是一个国家能源消费结构的决定性因素。
2014年，中国煤炭已探明储量为1145亿吨，仅次于美国（2373亿吨）和俄罗斯（1570亿吨）；在石油探明储量上中国仅相当于俄罗斯的18%和美国的38%。但是从能源生产上看，2014年中国煤炭开采量是俄罗斯的11倍、美国的4倍，石油开采量则是俄罗斯的39%、美国的41%。
由此可见，除资源禀赋之外，另外一些重要因素决定着能源生产和能源结构。目前，中国能源消费需求和生产之间的缺口持续扩大，发展可再生能源、获取海外能源等都可以成为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增加能源生产的替代选择。
总之，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让国民享受更自由更富足的幸福生活，以牺牲环境和人们的健康为代价换来的高速增长绝不是理想的结果。让人们有尊严地共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繁荣的成果，就必须消除雾霾。
中国必须尽快从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进入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相结合的能源清洁利用时代。而能源利用技术的突破是这场能源革命的关键，不仅为以稳定供给、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为目标的能源革命提供保障，而且也为中国经济成功升级转型提供强大的动力。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601/25/17530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