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能源发展的涵义和前景也出现分化，新旧能源将面临不同的政府政策和成本环境。
典型的“旧”能源是煤炭行业，发展进入“寒冬期”。从需求侧看，随着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煤炭需求疲软，而雾霾治理下的煤炭替代和控制也挤压了煤炭能源发展空间。2020年控制在42亿吨的目标，更是给煤炭行业的未来扩张设定了“天花板”。从供给侧看，在2012年前煤炭牛市的推动下，煤炭快速大幅投资。据估计，现有煤矿产能超过40亿吨，在建和技术改造煤矿规模超过10亿吨。一方面，随着在建和技术改造煤矿陆续投产，煤炭行业的供给能力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治理雾霾等原因，煤炭需求很难得到提升，甚至在消费峰值出现后绝对量还会开始下降。因此，供给过剩将会成为未来几年煤炭行业的常态。随着庞大的能源消耗带来的环境问题集中爆发，对煤炭进行替代、严格控制煤炭消费，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煤炭行业发展陷入困局，需要另寻出路。
通过限制产能以平衡供需和维持价格确实是短期唯一出路，但具体执行问题很大。首先，煤炭新建产能投资金额很大，大量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投资者面临很大的财务压力，因此有很强的释放产能冲动，容易陷入“低价量长”的循环；其次，煤炭市场供过于求，限产者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其他煤炭企业既有动力也有能力增产走量；再次，我国煤炭行业集中度较低，各利益方的协调问题会使得限产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因此，发展煤化工，特别是煤制油和煤制气，推动煤炭同时作为燃料和原料，可能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煤炭行业自救手段，但需要特别谨慎对待。发展煤化工有很多理由，比如中国“富煤少油贫气”的资源禀赋条件，较低的煤炭成本和人力成本，相对短缺的油气供应等。从带动GDP、就业和税收等角度，煤炭资源丰富省份的政府也有很强的激励来刺激煤化工发展。但问题其实没那么简单，主要问题是煤化工面临的约束，取决于是否有利于环境治理。环境治理的政策风向变化，会使煤化工的市场空间和利润面临很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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