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临国际、国内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外资银行的超调反应行为可能会影响金融稳定，增加监管当局风险处置的复杂性。而当今的中国，正恰恰处于一个经济高度敏感的时期，传统行业发展受阻，新增长点的培育需要时间酝酿。而人口红利面临消失的风险，再加上对外贸易中，以欧盟为主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从这些环境来看，国际社会的综合力量，正在对中国崛起施加压力。欧盟此时试图以银行业入主中国，无异于是想提前布局未来可能的“危机收益”。这种意图是需要警惕的。
然而，说到底，如何达到互利共赢才是双方协调的根本目的。未来随着中国国际化趋势的明显，中国银行业全面地开放也是必然的过程。如果抛开阴谋论的角度，欧盟的提案无非是在相关课题上相较于其他国家，更多地得到中方的政策支持。
但是中国的底线很明确，金融市场的安全，不容谈判，在不触及这条底线的情况下，能否兼顾光伏产业和中国经济的未来，也就是所谓协商的核心内容了。
银行业不管如何开放，必然带来的是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从国外经验来看，外资行在适应中国银行业存贷比、资产负债监管规则等方面可能会有一个过程，但这些外资行综合竞争优势强，哪天一开始享受到国民待遇的话，会给国内银行带来巨大的现实冲击。
所以如果对欧盟方面银行业开闸，等于将大量国内优质的客户资源拱手让人。按照过去的经验来看，外资银行的入境，必然带来的是对于相关利益的摊薄，甚至是不等分地摊薄的过程。2002年，因为中资银行无法为客户提供无追索权的保理业务，南京爱立信公司突然凑足巨资提前归还了南京工商银行、交通银行19.9亿元贷款，转而再向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贷回同样数额的巨款，这成为了上述观点最好的佐证。
对于当下的中资银行来说，这些客源质量的下降很要命。呆账坏账的风险会急剧累加，尤其是当下中国银行业，坏账的风险在于地方债务危机，如果让这种风险再累积，很可能在客源抽离的背景下，中资银行要面临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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