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跑中国民营经济的温州，再一次赢得中央政府的重视。
与30年前不一样，这次温州不是引领民营经济新一的转型升级，而是引发众多民营企业主的群体性“跑路”。
自2011年4月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三旗集团陈福财“跑路”起，温州企业主“跑路”在八九月份进入高峰，并迅速蔓延至江苏、福建、辽宁、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仅2011年9月22日这一天，温州就有9个企业主“跑路”。据报道，仅只一年多的时间，温州企业主自杀的超过10人、出境跑路的超过200人、更有284人被刑事拘留。
如此大规模的温州民营企业主板资金链断裂而逃贷跑路，震动全国，甚至引发“救温州是救中国还是赔中国”的舆论交锋。
2011年10月3日至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南下浙江绍兴和温州调研，随行队伍“阵容”非同一般，包括央行行长周小川、财政部部长谢旭人、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等。温家宝甚至强调：“‘跑路’和‘跳楼’在温州毕竟是极少数，这种现象值得重视并且要认真加以解决，但不要夸大”。
2012年3月28日，温家宝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明确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任务，意在引导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有效提升民间资金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能力，完善专注于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创新体系，切实改进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
4月中旬，央行行长周小川率领中国人民银行调研组赴温州，了解并指导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工作，强调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要点和重点在于“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我们要总结经验，要纠正，以便于更顺利的发展。人民银行将会同国务院各个单位，争取允许试错，同时要综合地全面地来评价温州综合改革的各项措施的进展。”
一时间，“温州金改”被舆论公认为这是“民间资本风向标”的温州获得的最具价值、最有挑战的一次思想解放行动和体制机制创新试验。同时也表明，一向以中国“犹太人”自诩，敢于闯荡世界、又如“蒲公英式”到处落地生根的温州人开始争取国家政策的红利。
资深投资顾问林端方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有一番耐人寻味的话语：“几个月之前，很多温州老板就跟我说，中央政府一定会救温州，因为温州是改革开放的一张名片，谁也不敢随便丢弃。”中央政府的“愿望”与温州生态圈的“渴望”，能否无缝对接，难以值得让人期待。
温州，的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张名片。资源匮乏、交通闭塞、城市破旧、农村人均耕地不足半亩、2/3人口处在贫困线以下的温州，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不等不靠，凭借“四千四万”、“两板三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模仿力强、渗透力强、竞争力强）、“敢为人先、不靠市长靠市场”的创业精神，创造出众多全国第一：第一份个体户工商执照，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第一个实行金融浮动利率改革，第一座农民城，第一个私人包机公司，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第一个民间异地商会，第一个境外中华商城……
温州创造出众多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囊括全国10%的服装、20%的鞋、60%的剃须刀、65%的锁具、80%的眼镜、90%的金属外壳打火机和水彩笔……闭塞落后的海港小镇发展成为富裕繁华的沿海大都市，也奠定了温州中国民营经济风向标的历史地位，与深圳、浦东等地一起，被人们视为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创新之源。
30多年后，温州民营经济从“草本经济”走向“木本经济”，从“生存命题”迈向“发展课题”，众多温州商人不仅没有实现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甚至丢失了曾经拥有的朴素市场观与价值观，以“疯狂的姿态”走向沦陷——实业经济走向泡沫经济。
传统上，温州人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一般不大涉足虚拟市场而崇尚实业投资。以打火机企业为例，2001年时温州拥有近4000余家打火机企业，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市场份额。如今保留下来的已不足100家，这近百家企业中只有30余家仍在专心经营打火机，其他都相继开始玩起房地产、煤矿、私募等游戏，最终铤而走险进入高利贷行业，做实业成为现今温州人眼中最没有出息的选择。据媒体报道，自2003年以来，温州经济的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徘徊在浙江的末位。
从“跑路”企业的群体结构分析，资金链断裂的主因并非是“成本高、用工难、融资紧、利润薄”，而是实体经济的泡沫化。他们大多用高杠杆将实业作抵押，在省外或境外投资房产和其他产业，或者直接涉足民间借贷，原实业资本被大肆抽逃导致资金链严重紧张，最后不得不借助于民间高利贷。在我国官方票据贴现利息升到历史最高水平，民间高利贷更是升到人类历史最高境界的情景下，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就就此形成。
正泰集团成为实业精神的少数守望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正泰引进了208位海归博士和外国专家，逐步构建起全球化的研发体系，从而在该行业掌握了定价权和话语权，在全球光伏产业竞争非常激烈、市场环境极为严重的情况下，订单不降反增，产能不减反升，在此轮信贷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
当然，也有少数企业是因转型失败导致资金链断裂。如信泰集团胡福林、三旗集团陈福财等，在主业利润趋薄后，盲目投入巨资豪赌太阳能光伏等新兴产业，长投短贷或过度多元，最终导致恶性循环，陷入银行信贷与民间融资的双重夹击之中无力自拔。
不考虑资本、人才和市场储备，贸然进入高端产业，也是温州商人的通病。有研究指出，一个企业要实现升级，需要储备三年的资本；而一个企业要转型，需要储备五年的资本。只看到政府的倡导鼓励，只掂量着高附加值，只相信自己的大胆闯荡，动不动就号称投资百亿、征地千亩，所有的投资资金全都押注于银行贷款与民间高利贷，第一天就将自己置于“产业悬崖”，这样的升级转型又怎么会有成功之日？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曾预测，现在的“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温州区域经济的发展从产业演进的角度来看，不仅可能会被锁定，而且可能发生“产业空洞化”。战略空想、产业空心、资本空转是温州危机的关键所在，民间融资只是压倒温州企业主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非全部。
“针尖削铁、滚雪发展”的创富理念，正被“一本万利、一夜暴富”的赚钱心态所取代。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莫以利少而不为，是温州商人成功的经典。曾记得，即便零售一个打火机利润只有一角，一枚纽扣利润只有几厘钱，温州人也要把它们卖到全世界，现如今温州人对此只会嗤之以鼻。温州已然从一个以实业为本、踏实致富的经济形态，蜕变成一个以虚拟为本、追逐暴利的经济形态，追求的资金年回报率跃升到36%-180%之间，基本是什么赚钱就去炒什么。
进入新一个千年后，炒透本地楼市后的温州人，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张：向北跨越长江，转战青岛、济南、北京、哈尔滨、大连、沈阳；向西，则溯长江而上，抢占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向南，则是奔赴海滨城市厦门、海口、三亚……温州炒房团如同蝗虫一般，攻城掠地，引得全国地产商竞折腰，当地百姓更是视温州人为“恐怖分子”。
在“炒房”获取巨额回报的温州商人，瞬然剑指煤矿、各种农产品、字画、古董、旧楼房等，最后直指“钞票”，以钱炒钱，让人惊呼：“疯狂的温州，是否想买下整个中国？”“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成为关于温州投资历史的碎片，碎片是零散的，将这些碎片捡起来，镶嵌在民营经济崛起的图景上，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资本狂欢的时代。”
下一页>“赚钱的选择不是投入实业，而是放贷”、“只要有本事从银行借到钱，转手去放高利贷几乎稳赚”……央行温州支行2011年7月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规模高达1100亿元。实际上参与民间借贷的家庭或企业远大于这个数字。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甚至将《看不懂的温州资本——跟温州人学投资》作为礼品书赠送给他的储户，标杆的效应在全国发酵。
在江苏泗洪，根据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2010年，全年财政总收入刚刚达到30个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万多块钱，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6000多元，是个不折不扣的贫困县，却拥有800多辆宝马车，奔驰、凯迪拉克、保时捷、捷豹等上百万的世界级豪车随处可见，买车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放高利贷。全民放贷，使泗洪民间融资占全县融资总规模的85%以上，民间高利贷资金链断裂，导致泗洪老百姓上亿元资金人间蒸发。
在鄂尔多斯，这个只有160万人口的城市，2011年房地产计划新开工面积达1300万平米，施工总量达2300万平米，投资规模为450亿元，计划销售商品住宅面积达1200万平米，这意味着当地人将至少拥有人均10套以上的房子。开发资金从何而来？80%的资金来源于当地极其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民间信贷资本至少在2000亿元以上。一些人以房产作为抵押，从银行以低息获得贷款再高息转出，几经周转，流到房地产开发商时月息有的高达8分。
但随着2010年房地产调控政策，将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打破，鄂尔多斯持续数年且皆大欢喜的全民借贷游戏开始难以为继，全民借贷变成全民恐慌，更有六成公务员成为隐形债权人。2011年9月，鄂尔多斯政府曾对17个民间借贷在10亿元以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法定代表人限制出境，并实施监控。
如此的故事，在全国众多地区均有所上演，只是精彩不同。直至现在，做着美梦的人，依然
不愿意醒来。温州“金改12条”，看上去很美，或许无法满足梦中人贪婪的欲望。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温州民企曾用“解渴”、“振奋”等词汇表达激动心情，认为是为正在寻求出路的温州民资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
2011年5月央行和银监会下发《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被外界解读为一直垄断的金融业将破例向民资开放，温州更是早在2010年6月就先行试水股权投资发展，但收效甚微。即使在危机重重的2011年，许多企业面临着贷款难、融资难等问题，股权交易这一新兴融资渠道似乎也没有得到温州人的追捧。
下一页> 余下全文用温州人自己的话说，做生意利润不在20%以上，提不起投资的兴趣。温州“金改十二条”能否喂饱温州商人膨胀的财欲，只能让实践去说话，让市场去检验。30年的历史也一次次印证，制度与现实仍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契约精神、诚信品格再次拷问温州。欠下巨额的银行与民间借贷，自己或全国远走高飞，人间蒸发，丢失的不仅是生意、投资，更是温州商人的人品与声誉。当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温州商人的形象和声誉直线下落。
2011年10月22日人民网报道，温州某些企业主早早就为自己铺好了“落跑移民之路”。有些企业主拿实业做抵押，在国内银行贷款然后去海外投资移民；也有些企业主早就把资产通过各种路径转移到海外，只等着时机宣告破产。“身边很多老板都正在走移民的程序，当银行贷款和债务达到一定数量时申请破产，就可以规避一切责任。
之后，把国内的烂摊子留下，直接去加拿大定居。”用实业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用从银行带来的钱组团海外购置房产，再通过可以逃脱进出口核销的预付款及离岸公司佣金等科目转移部分资金，如今很多老板名下基本都已是空壳子。
浙商研究会副会长李建华在微博上发布信息称，“浙江有关部门统计：全省10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上的企业主，有24%办完国外移民手续，正在办理的有32%。实际上有一半以上的浙商已经不是浙江人！”
一些温商不计成本地在银行与民间借贷，出现危机后悄然“跑路”欧美，与其拥有双重国藉有很大关系，“鱼和熊掌兼得”，在国内赚钱享欧美福利，内资与外资优惠通吃。
更是一些温州商人成天出入于赌场，或沉湎于娱乐场所，或游刃于官场。2011年4月份，江南皮革黄鹤在“跑路”后被传在澳门赌博输了3亿元，而占股20%的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股东范乐乐，也在跑路后被传有赌博恶习。2011年9月‘跑路“的温州永嘉人施晓洁与丈夫刘晓颂，以高利率向社会筹集的约13亿元资金中八成债主是永嘉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
这让人联想起周德文曾经讲过的一个小故事：改革开放初的泰顺：当地农民向全国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订购各种二手机械设备。设备到了后当即被就地倒卖。然后，那些农民在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等外地企业上门来讨债时，就会有人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讨债人看：人死了，向谁催债？一个村庄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这场黑色幽默的诈骗游戏，当地也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
改革开放30多年了，温州商人的灵魂深处的东西难道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从诈死、造假到炒作、跑路，温州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还在梦想创造昨天的奇迹。今天，温州又技术性地将“温商跑路”与“中小企业贷款难”混为一谈，将“温商负债跳楼”与“企业家精神”相提并论，无视温州全民放贷“追逐暴利”的资本凶猛，无视温商“工业精神”衰弱后的“产业空心化”，无视温商无担当的“跑路”对市场契约精神的伤害，无视温商奉告的“银行贷款无需还、政府钱不赚白不赚”的心态扭曲。
下一页> 余下全文“温州是改革开放的一张名片，谁也不敢随便丢弃。”已不仅仅是企业主的思维，也是地方政府的思维。从草根发展起来的温州民企，无论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还是在2011年的跑路潮中，越来越企求政府的扶持，一旦市场环境严峻就高喊政府救市。如此，“反而会强化企业对政府的依赖，这种依赖性我们不应花大力气去强化。如果这些企业永远不预期冬天来临，永远预期冬天来临时有人给他救助，整个经济就会有问题了，道德风险会非常高。我觉得企业永远没有资格要求政府动用公共资源进行救助。”
联合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磊指出：“人们对温州问题给予太多的关注，过多的关注不一定会带来最优的做法。小企业的问题不是融资能解决的，即使给它融资，其投机行为也不能消除，反而是把双刃剑，可能使经济更不健康。现在更多应考虑是否进行调整，使得资源配置更优化，朝着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走下去。”
温州曾是中国的实业聚集地，挤满了野蛮而独立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如今正与“闯荡、创新、诚信”的市场精神渐行渐远，追捧的是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不务正业的投机主义，相互攀比的享乐主义和缺乏担当的“跑路”主义，并渐成新“温州气候”，向社会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制造业没“戏”——逐利的资本正在抛弃利润稀薄的实业，金融杠杆化的繁荣正让实业凋敝。
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生存的土壤主要在制造业，没有制造业支撑的经济难以保持持续稳健的发展。民营企业应当致力于发现和创造传统产业的新价值，创新和构建中国制造业的新空间，探索和发掘中国服务业的新方向，激活和升华中国企业家的新思维，完善和重塑市场经济的新契约精神，真正成为中国乃至国际市场上富有强大生命力的竞争体。
当前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局”，绝不仅仅是一个融资难，需要从市场角度切实为民营企业未来进行顶层设计，推出减轻税负、打破垄断、鼓励创新、完善保障等整体性改革举措，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者因一个发热的温州而下错了全局的药，以致贻误时机，影响中国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实业沦陷、精神沦陷、道德沦陷甚至还包括管理沦陷，这才是当今温州面临的真正“困局”，而走向颓废、沦落的温州，是无法代表中国民营经济未来前进方向的，更无力肩负引领民营企业在新时空、新起点上实现新跃变！
指出温州今日的“困局”，既不是否定温州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也不是讲“温州模式”失败了，而是希望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温州当初一些值得赞赏的经验和做法，在今天已为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不容许，甚至已经成为阻碍，如不敢扬弃，中国民营企业就难以真正成熟起来。
2008年，温州曾经失去反省的契机；2012年，不希望温州再次失去反省的契机。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不是真正的改革。放弃是艰难亦或痛苦的，但放弃却是民营企业赢得新活力、新生命的开始！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206/29/25302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