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欧盟各成员国就修改《欧洲气候法》达成一致，维持了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中期气候目标——到2040年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减少90%的温室气体净排放。
修正案为确保目标达成的可行性与成本效益，对相关条款作出了调整，规定成员国可从2036年起使用高质量国际碳信用额度，以“适度贡献”的方式计入减排量，额度上限为1990年欧盟净排放量的5%。
这意味着实际上2040年欧盟国内净温室气体减排量应达到比1990年减少85%的水平。此项抵消机制将于2031年至2035年将设立试点期。
同时，修正案允许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下，将通过碳捕集与封存等方式实现的永久性碳移除纳入核算，用于抵消重工业、航空等领域中目前技术和成本条件下难以进一步削减的剩余排放，以此帮助整体实现净减排目标。
理事会还决定将建筑和道路运输领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2）的实施时间由2027年推迟至2028年，以便成员国更充分地准备和应对。
总体来看，欧盟此次修订案旨在使成员国以简便、经济的方式弥补某一领域的减排不足，确保总体进度不受影响，气候雄心已经大不如前。
欧盟理事会当天还批准了欧盟及其成员国更新后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即到2035年在1990年基础上实现66.25%至72.5%的减排，并将在COP30大会前正式提交。
据路透社报道，这个疲软的气候目标达成背后存在多方利益博弈。一边，是主张“松口子”的国家阵营。法国、葡萄牙等国推动在目标中加入“最多5%的碳信用灵活性”，而波兰、意大利甚至希望把这道口子开到10%。波兰、意大利、捷克等国一致认为，最初提出的90%减排目标对本国工业压力过大。
另一边，则是坚持高雄心、不愿“稀释”目标的国家阵营。西班牙、瑞典和荷兰明确反对进一步放松减排要求。对它们而言，频发的极端天气已经让气候风险变成现实威胁，而在绿色技术制造领域，欧洲还亟需追赶中国，因此更为激进的减排路径是倒逼产业升级、抢占绿色工业高地的必要选择。
欧盟一直以来以气候领导者自居。2019年12月，欧盟发布《欧洲绿色新政》，承诺到2030年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排55%，并在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2021年6月，这一目标通过《欧洲气候法》被写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文，紧接着欧委会又在同年7月推出涵盖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的一揽子“Fit for 55”立法方案，为实现2030年目标配齐了政策“工具箱”。
正因如此，冯德莱恩把欧洲绿色新政称为“欧洲的登月时刻”。
欧盟的雄心倒退引发了多方批评，欧洲绿党共同主席弗拉·策茨（Vula Tsetsi）表示：
“理事会达成的协议显示出缺乏领导力与雄心。它削弱了欧盟内部真正的脱碳进程，也动摇了欧洲公正转型的基础。欧盟负有在本土更快削减排放的重大责任，而不是依赖外部抵消。”
使用碳信用能否实现真正的减排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世界自然基金会欧洲、CAN Europe、Carbon Market Watch等环保组织普遍批评称，允许使用外国碳信用将鼓励欧盟把减排责任“外包”给其他国家，冲击“公平份额”（fair share）原则——本应在本土承担更多减排义务，却转而通过购买碳信用来让纸面数字更好看。
它们还强调，当前国际碳市场在减排质量、额外性、永久性以及防止“双重计算”等方面仍存在明显风险，过早将这类信用嵌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势必削弱目标本身的严肃性和公信力。
回顾历史，《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是最早也是最成功的自愿减排机制，它允许企业通过投资发展中国家的节能和新能源项目来获得可交易的CER（核证减排量）。
CDM掀起了一股不小的碳热潮，在2008年CER价格曾创下25欧元的价格记录，但第一承诺期（2008-2012）结束后，因为大量CER质量堪忧，欧盟禁止来自最不发达国家以外的CER用于欧盟碳市场履约，日本于福岛核事故后也决定不再购买CER，两个主要的碳信用购买国的撤退导致CER价格暴跌至0.5欧元，清洁发展机制就此崩溃。
尽管表面上取得了成功，后人反思认为清洁发展机制（CDM）最终阻碍了而不是帮助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2016年，欧盟委托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85%的CDM项目，特别是风力发电和水力发电厂，可能高估了它们的减排量，并且不具备“额外性”。
根据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有大量发现表明，CDM，尤其是初期，并未导致东道国额外的减排，这意味着CDM项目的总体效果是增加了全球排放。”一项研究发现，CDM可能使排放量增加了60亿吨二氧化碳。
但从欧委会和部分成员国的表述看，他们将碳信用视作一种低成本的减排手段，也是为欠发达国家的可再生能源与减排项目提供额外融资的重要渠道。
归根结底，欧盟一方面需要维持与其气候承诺相匹配的减排强度，另一方面又必须避免将本土高耗能产业（钢铁、化工、水泥等）及中小企业的合规成本推升至难以承受的水平。
在这样的结构性约束下，引入国际碳信用、碳移除以及ETS2推迟等“缓冲装置”，本质上是对工业竞争力与社会承受力的一种现实权衡，毕竟没有像特朗普一样破罐子破摔。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7 月 31 日，卢森堡总检察院已对多宗涉及中国减排项目“欺诈”事件启动刑事或行政调查，这些项目主要属于油气等领域的上游减排（UERs）类别。由于项目位于中国、信息与现场访问受限，在事实核查和验证减排真实性上面临较大难度，目前仍在调查中。德国此前已因类似问题叫停部分中国UER项目并注销大量信用。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2511/07/5001209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