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业省间壁垒耸立：弃电就像将一捆捆钱往火里扔

“花了钱，征了地，建设了风电站、水电站和太阳能(6.150, 0.05, 0.82%)电站，但是不能发电。去年弃水、弃风、弃光电量已达到1100亿千瓦时。听到这个消息后，心像刀扎一样疼。”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其励日前在“第四届能源论坛”上表示，“现在已经实现全球物流，我们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南京，都可以买到其他任何地方的东西，但是电不能，省间壁垒非常严重。即便云南的水电只有0.13元/千瓦时，也卖不到其他地方去。在这方面，我国新能源(9.010, -0.02, -0.22%)发展还只是过去‘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经济的扩大版’而已。”

但据记者了解，上述问题只是我国新能源行业发展困境的冰山一角。

调峰能力严重不足

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在论坛上指出：“3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由31.1%提高到35.1%，发电量占比由20.3%提高到25.6%，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能源结构调整力度最大的时期。”

但黄其励直言，“我国新能源发展成绩很大，面临的挑战更大。”

经过近几年的跨越式发展，我国风电、光伏发电在工程设计、施工、装备制造等领域均位于世界前列，并不存在困扰自身发展的难题，但近年来行业一直面临电力系统调峰能力不足的严重制约。

记者注意到，自“三北”地区2009年甘肃因网架约束首次出现弃风、2013年首次出现弃光以来，我国风电、光伏弃电范围和数量逐年扩大，2016年弃电总量再创新高，达到570亿千瓦时。

“应该强调的是，调峰能力是制约电力系统接纳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最根本因素。”中国工程院院士余贻鑫表示，但目前我国灵活电源比重只有5.6%，只相当于美国的1/8、西班牙的1/6、德国的1/4，严重制约了新能源的消纳。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舒印彪也在论坛上表示，新能源发电具有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新能源高比例接入电力系统后，常规电源不仅要跟随负荷变化，还要平衡新能源的出力波动。但我国电源结构以火电为主，占比达64%，而抽蓄、气电等灵活电源比重低，调节能力先天不足。

“因此，我国主要利用火电调峰，但目前火电机组只能在额定容量的50%-100%范围内调节，当然也可以降到40%，但再低就不稳定了。”余贻鑫说。

“‘三北’是新能源的主要聚集区，供热机组占比高，冬春季供热期、水电枯水期与大风期三期重叠，系统调峰更加困难。比如，吉林省热电机组占火电装机的74%，冬季出现了机组最小技术出力超过最低用电负荷的情况，风电只能全停。”据舒印彪介绍，2016年国网经营区弃风396亿千瓦时，弃光69亿千瓦时，弃风主要集中在西北、东北，占全网的90%，弃光主要集中在西北，占全网的99%。

电力市场机制存在明显短板

记者了解到，除了调峰能力不足外，辅助服务政策缺失等电力市场体制机制问题也是新能源发展面临的短板之一。

据黄其励介绍，我国灵活发电机组以抽水蓄能为主，虽然我国规划在“十三五”期间将抽水蓄能装机由当前的2400万千瓦提高到4000千瓦，但到2020年，灵活机组的容量仍将维持在4%左右，无法解决新能源弃电问题。

“因此，在提高调峰能力的同时，还要做好电力市场辅助服务建设。”黄其励说，火电过去以发电为主，后来发展到以环保为主，现在又到了以灵活性作为第一属性的阶段。换言之，火电要为新能源调峰。“但火电因调峰而不能满负荷运行时，其机组效率必然受到影响，此时就得靠电力市场的辅助服务政策为其提供补偿。但是，我国现在还没有这个政策。”黄其励说。

舒印彪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现行体制机制下，由于调峰损失电量无法获得合理补偿，所以，火电企业普遍不愿多参与调峰，现有调峰能力得不到充分调用。”舒印彪说，“欧洲依托统一电力市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新能源在各国之间能够基本上实现自由流通。欧洲的市场机制和先进技术值得我们借鉴。”

“目前资源普查结果显示，我国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为42亿千瓦，而当前只开发了1.56亿千瓦左右;太阳能更是如此，当前发电量仅占全国发电量的1%。可以说，我国新能源开发是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因此，把上述这些短板补足非常重要和迫切。”黄其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