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目前现行的制度，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唯一来源是可再生能源电力附加，面对补贴亏空的状态，当前来看，提高可再生能源电力附加与实行配额制是当前的两大途径。
据王斯成介绍，截止到2016年底，风电和光伏补贴拖欠资金已经达到500亿元，最长拖欠周期3年;根据不完全统计，各个光伏企业被拖欠补贴资金少则几亿元，多则几十亿元。如果按照2020年光伏累计装机2亿kW ，则补贴资金缺口将超过3000亿元。
王斯成认为，如果从2018年起电价附加增加到3分/kWh ，则到2020年3年内大约可征收2800-3000亿元，即可完全解决补贴拖欠问题。从自愿绿证的认购情况来看并不乐观，如果实行绿色证书+强制配额，那么按照全国电力需求每年6万亿度计算，燃煤火电大约4万亿度，如果15%绿色电力配额，则每年6000亿度电绿电，每度电绿色证书0.2元，则每年可征收1200亿元;强制配额10%，每年可征收800亿元;强制配额5%，每年亦可征收400亿元。
据水电总院透露，随着电力体制改革，在燃煤标杆电价波动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制度从差价补贴转为固定补贴模式的趋势日益明朗，而强制配额制目前正在研究当中。
事实上，光伏投资企业面对补贴拖欠的情况已经略显“力不从心”，某业内人士认为，从资金成本上计算，民营企业在面对补贴拖欠时根本无法与国企甚至央企抗衡，如果补贴拖欠预期继续扩大，最后光伏电站投资市场将沦为几家独大的场景，届时民营企业将完全退出光伏电站投资市场。另外，从目前来看，国内几家主力投资企业正将目前转移至海外市场，对于海外市场的电力投资热情正逐渐扩大。
王斯成认为，无路如何，为了保证中国能源转型目标的实现，必须解决资金问题。但同时，光伏电站建设重心逐渐东移，电力接入、土地成本与人力成本短期内看不到下降的预期，降低度电成本亟须企业在技术进步上下功夫，只有真正实现光伏发电平价上网，光伏行业的市场空间才会真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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