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比光伏网讯: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锦华同志，因病于2016年7月2日15时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1983年，陈锦华同志从上海调到北京，负责筹建中国石化总公司，随后担任总经理，在中国石化总公司整整工作了7年半。在《国事忆述》一书中，陈锦华同志讲述了关于中石化的“强者”起步之路———从酝酿、筹建到成立之初的实事内情。
如何用好一亿吨石油
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达到一亿吨。如何用好这笔财富，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成为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1981年上半年，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几次谈话中，都讲到充分利用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化工综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财政部《财经简报》登载了上海财政科学研究所撰写的《组织联合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的调查报告,介绍上海高桥地区的石油化工企业因体制分割而资源不能共享的情况,说如果加以联合,挖潜增效的潜力是很大的。同年7月7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作了批示,提出“必须直接动手，突破一点。首先解决上海高桥地区的联合，取得经验，然后再着手搞第二个、第三个。”
上海高桥地区有炼油厂、化工厂、化纤厂、合成洗涤剂厂、热电厂，分属石油部、化工部、纺织部、轻工部、电力部等几个系统管理，它们之间的原料不能互相供应，不能发挥资源综合利用的效果。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国务院派出联合调查组到上海，专门调查研究高桥地区几个厂的联合问题。工作组由石油部副部长侯祥麟带队。经过几天的调查，仍然各执一词，各不相让。7月下旬，正好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上海视察工作，就特地到上海炼油厂听取工作组有关筹办联合工作的汇报。侯祥麟把联合调查组的工作情况和各个部门的不同意见作了汇报，并建议，因为大家意见不一致，这件事是不是再研究研究。国务院领导同志当即表示：“不再研究了，定了，就是搞联合。”并当场指定这件事由我来负责筹办。当时，我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接受任务以后，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多方做工作，到11月，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正式成立了。这个公司的成立是由国务院直接批准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联合的大型经济实体，由原来分属几个部的上海炼油厂、高桥化工厂、上海第二化学纤维厂、上海合成洗涤剂二厂、上海石油化学研究所、高桥热电厂等企业联合组成，为后来石油化工企业的改组、联合开了个好头。
为了探讨用好1亿吨原油资源的方案，康世恩多次与石油部孙晓风、侯祥麟等有关领导和专家研究，如何有效地把炼油和化工企业组织起来，发挥综合利用的效益。康世恩写了《关于如何用好一亿吨原油的意见》。胡耀邦看后，很感兴趣，特意找了康世恩，同他谈这个问题，并于1981年12月12日批示把《关于如何用好一亿吨原油的意见》印成中央政治局参阅文件，在中央领导核心层进行决策酝酿，并发给正在参加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的同志参阅。
一个中石化可以为国家增收10%
1981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后经济建设的10条方针，其中第3条讲：“世界上年产石油一亿吨以上的国家不到十个。我国是其中的一个，一亿多吨石油是我国一笔很大的财富，合理利用这笔财富，对于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具有重大的作用。”报告分析了中国石油加工的深度和综合利用的落后情况，指出中国一亿吨石油所创造的价值同工业发达国家比较，相差很远，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报告强调，“用好一亿吨石油，是一件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改善国家经济状况的大事，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通力合作，务必完成。”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石油部成立了规划小组，着手研究用好1亿吨石油的具体规划。规划小组在分析情况后指出，每10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耗油量，中国为0.31吨，印度为0.26吨，日本为0.17吨，日本比中国少47％。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1亿吨石油浪费很大，效果很不好。规划小组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多方面的原因，着重指出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综合利用方面的问题，以及地区和部门分割的体制问题。
石油部规划小组的报告还着重分析了经济效益问题，认为用好1亿吨石油，国家财政可以增加比较大的收入。规划小组算了几笔账，从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计算，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工企业联合起来、综合利用以后，国家财政增加的收入可以比1981年增加115亿元。1981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1175亿元。115亿元就是1/10，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后来，国务院在讨论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的时候，争论非常激烈。当时我没有参加，是听参加会议的盛华仁说的。当讲到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国家财政可以增加100亿元的收入时，有同志不相信，不同意这种说法，说“根本不可能，做不到。”国务院领导同志说：“80亿做得到做不到？”那位同志说：“50亿也不行。”最后国务院领导同志一锤定音：“30亿也干。”这次讨论表明，当时在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工企业联合起来、综合利用的问题上，认识很不一致，联合工作的难度很大。
1982年1月7日，紧接着上海高桥石油公司的成立，经国务院批准，江苏南京地区的南京炼油厂、栖霞山化肥厂、南京烷基苯厂、南京化工厂、钟山化工厂、南京塑料厂、南京长江石油厂等企业联合，组建金陵石油化工公司。不久，辽宁抚顺地区的抚顺石油一厂、石油二厂、石油三厂、化学纤维厂、化工塑料厂等企业联合，成立了抚顺石油化工公司。这几家公司的成立，为后来成立全国性的石化总公司摸索了经验，在舆论上创造了积极推动的氛围。
奉命筹建中石化
1983年2月，中央组织部通知我到北京报到。我到中央组织部以后，问赵振清副部长：“你们找我谈什么事情？”他说：“哪是我们找你，是中央领导同志找你谈。你等着吧。”很快，胡耀邦总书记就找我谈话。他当晚要去广州，是下午在他卧室里谈的。接着，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康世恩又分别与我谈话。他们都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对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很重视，决心要用好1亿吨石油来多创效益。我记得当时胡耀邦讲：“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要收企业，要把地方的企业收上来，这些企业又是各地最好的企业，是盈利大户。我们报告了小平同志，说不征求地方意见了，中央直接发文件。小平同志表示赞成，说就这样办。”
国务院领导同志与我谈话的时候，强调中央在研究到200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时候，认为必须有一些过硬的重大举措来确保实现翻两番，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就是重大举措之一。在谈话结束前他问我：“你还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说，有人给我推荐北京市一个搞技术的干部，他也愿意到中国石化总公司来，但北京市不肯放，能不能帮我调来？他说好，当场就打电话给北京市的段君毅同志说：“你要支持锦华嘛，把人给他。”后来北京市很快就放了人。康世恩同我谈的时间长一些，谈了整整半天。他首先介绍了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的整个酝酿过程，强调要从体制上为用好1亿吨石油创造条件。他还指出，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对改革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促进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都有积极意义。
1983年7月4日，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中国石化总公司筹备小组正式召开第一次直属企业经理（厂长）会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会见了全体与会代表，总理、副总理都到了，在讲话中都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石化总公司寄予很大希望，要求中国石化总公司办成真正的经济实体，不要变成新的石化部，不能走老路。万里讲：中国的经济振兴要靠石油化工的振兴，人们生活的改善、人们的吃穿用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依靠石油化工提供原材料，以解决人口众多和农业争地的矛盾。人民生活靠什么？要靠石油化工搞上去。中国所有的行业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不可能，但是电子和石油化工一定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管理要现代化。石油化工行业一定能同国际上的同行进行较量。
会议结束后，万里还对我说，到2000年中国的乙烯产量要赶上苏联。乙烯是石油化工的基础产品，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有了乙烯就可以做成各种合成材料。一个国家石油化工是不是很发达，其标志就是它的乙烯产量。万里要我们赶上苏联，并问能不能做得到？我回答说：“苏联的乙烯产量是多少，我还不知道，我先查一查，看看我们的差距有多大。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会努力去追赶。”后来，我查了苏联1983年的乙烯产量是226.7万吨，而中国当年的产量才56万吨，只有苏联的1/4。到2000年，中国的乙烯产量要赶上苏联，要整整地翻两番。这样一算，我感到差距很大，没有把握。后来万里也没有再问我，我也没有主动对他说这件事情。但是，以后的发展证明，万里提出的到2000年中国乙烯产量赶上苏联是有道理的，对我们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000年，中国的乙烯产量是470万吨，而俄罗斯的乙烯产量则从226.7万吨下降到188.9万吨,只有中国产量的40%。2003年,中国的乙烯产量是612万吨，俄罗斯的乙烯生产能力为330万吨，仍然是一个不小的差距。
办公场所租借在工人体育场看台下面
1983年7月12日，中国石化总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他说：“为了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针对我国年产1亿吨原油的使用不合理、经济效益不高的现状，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充分论证，下了最大的决心，把分散在各部门、各地区的39个大中型石油化工企业高度地联合起来，切断同条条块块的行政领导关系，组成全国最大的石油化工总公司，这是一项重大的决策。”
中国石化总公司机关开始筹建的时候，工作条件非常差，没有地方办公，就向燕山石化公司借了它在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的一个办事处，也就是一个几百平方米的二层楼房子，临时办公。当时，中国石化总公司机关已有100多人，这个地方容纳不下，又租借了工人体育场看台下面的一些房子办公。工作人员外出办事没有汽车，我向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借了一辆老的上海牌轿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称为中国最大公司的中国石化总公司开张了。这种寒酸是今天的许多人无法想象的。当时也有人建议说：我们得找个窝啊，要建一个像样一点的窝，接待外国人也体面些。但是要找窝、建窝，就得花时间，就要分散精力，转移注意力。我们筹备小组的同志认识到：“不要管窝不窝了，还是集中精力抓工作，先把工作抓上去，其他问题以后再说。”
39家企业尽入中石化
我们一上手工作，马上碰到了路怎样走的问题。第一步迈向哪里？从什么事情着手？党中央、国务院强调要打破部门、地区分割，我们研究决定，就从这件事情着手，先收企业，建立新的领导体制。
党中央、国务院在1983年下发的7号文件中明确决定：将分属20个省市自治区政府和3个部的39个企业，以及企业的下属单位，划给中国石化总公司直接管理。
当时有同志提出先把机关的架子搭起来，等机关工作有个头绪以后，再到下面去收企业。我说：“现在应该趁党中央、国务院刚刚下文件的好势头，先收企业，免得夜长梦多，万一将来谁出来讲话，情况发生变化，那就很可能错过时机。赶紧趁热打铁，收企业。”我的看法同筹备小组的意见一致。从1983年5月开始，由筹备小组成员带队，先后派出9个工作组到20个省市自治区去谈企业的交接。按照1983年7号中央文件规定的政策，我们在研究交接协议中尽可能地照顾地方的利益，减少上收的阻力，这样谈起来就方便多了。我们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有38个企业收上来了。
当时唯一不肯交的是新疆，主要是区党委书记不赞成，他一直给中央领导同志提意见，不同意把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交给中国石化总公司。为了乌鲁木齐石化总厂上收的事情，我特地去了新疆，找自治区党委。到乌鲁木齐后，我首先看望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把党中央、国务院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的事情向他作了汇报。我说中国石化总公司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企业上收。这件事不办，下一步工作都不好做。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各地上收的39个企业只有乌鲁木齐石化总厂没有交。我说是不是请您过问一下，支持一下中国石化总公司。乌鲁木齐石化总厂上收以后，新疆今后石油化工的发展和现在所需要留下的产品，中国石化总公司会尽力照顾。王恩茂同志听后表示：“好，我给区党委做工作。”第二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正式与我们谈乌鲁木齐石化总厂的交接问题，由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主持。会上，自治区政府一位副主席举出各种理由，不同意乌鲁木齐石化总厂上交。他说：“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建议不要上收。”我说：“宁夏也是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宁夏能交，你们就不能交？”我当时也不客气，说：“你呀，不要讲那么多道理，你有些道理是歪理。现在中国石化总公司刚刚成立，正需要干部，我回去向中央建议，把你调到石化总公司，看你屁股还坐在那里？”他一听，说：“别，别，别，你可别这样，我只是提提建议，最后还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我说：“党中央、国务院都正式下了文件，还要怎么决定？”就这样，谈了3天还是没有结果。我放风说：“这次要不办好乌鲁木齐石化总厂的上交，我就留在新疆不回去了。”后来，我听说，王恩茂到北京开会，区党委书记到机场送行，向他汇报了谈判上交乌鲁木齐石化总厂的情况，并讲了我的态度。王恩茂表示：“还是交吧。对锦华、对中国石化总公司支持了，以后的事情他会帮我们。”他这样一讲，问题就解决了。后来我们顺利谈成，第六天就回北京了。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锦华同志，因病于2016年7月2日15时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1983年，陈锦华同志从上海调到北京，负责筹建中国石化总公司，随后担任总经理，在中国石化总公司整整工作了7年半。在《国事忆述》一书中，陈锦华同志讲述了关于中石化的“强者”起步之路———从酝酿、筹建到成立之初的实事内情。
如何用好一亿吨石油
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达到一亿吨。如何用好这笔财富，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成为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1981年上半年，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几次谈话中，都讲到充分利用石油资源，发展石油化工综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财政部《财经简报》登载了上海财政科学研究所撰写的《组织联合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的调查报告,介绍上海高桥地区的石油化工企业因体制分割而资源不能共享的情况,说如果加以联合,挖潜增效的潜力是很大的。同年7月7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作了批示,提出“必须直接动手，突破一点。首先解决上海高桥地区的联合，取得经验，然后再着手搞第二个、第三个。”
上海高桥地区有炼油厂、化工厂、化纤厂、合成洗涤剂厂、热电厂，分属石油部、化工部、纺织部、轻工部、电力部等几个系统管理，它们之间的原料不能互相供应，不能发挥资源综合利用的效果。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国务院派出联合调查组到上海，专门调查研究高桥地区几个厂的联合问题。工作组由石油部副部长侯祥麟带队。经过几天的调查，仍然各执一词，各不相让。7月下旬，正好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上海视察工作，就特地到上海炼油厂听取工作组有关筹办联合工作的汇报。侯祥麟把联合调查组的工作情况和各个部门的不同意见作了汇报，并建议，因为大家意见不一致，这件事是不是再研究研究。国务院领导同志当即表示：“不再研究了，定了，就是搞联合。”并当场指定这件事由我来负责筹办。当时，我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接受任务以后，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多方做工作，到11月，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正式成立了。这个公司的成立是由国务院直接批准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联合的大型经济实体，由原来分属几个部的上海炼油厂、高桥化工厂、上海第二化学纤维厂、上海合成洗涤剂二厂、上海石油化学研究所、高桥热电厂等企业联合组成，为后来石油化工企业的改组、联合开了个好头。
为了探讨用好1亿吨原油资源的方案，康世恩多次与石油部孙晓风、侯祥麟等有关领导和专家研究，如何有效地把炼油和化工企业组织起来，发挥综合利用的效益。康世恩写了《关于如何用好一亿吨原油的意见》。胡耀邦看后，很感兴趣，特意找了康世恩，同他谈这个问题，并于1981年12月12日批示把《关于如何用好一亿吨原油的意见》印成中央政治局参阅文件，在中央领导核心层进行决策酝酿，并发给正在参加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的同志参阅。
一个中石化可以为国家增收10%
1981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后经济建设的10条方针，其中第3条讲：“世界上年产石油一亿吨以上的国家不到十个。我国是其中的一个，一亿多吨石油是我国一笔很大的财富，合理利用这笔财富，对于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具有重大的作用。”报告分析了中国石油加工的深度和综合利用的落后情况，指出中国一亿吨石油所创造的价值同工业发达国家比较，相差很远，这是一个很大的浪费。报告强调，“用好一亿吨石油，是一件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入，改善国家经济状况的大事，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通力合作，务必完成。”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石油部成立了规划小组，着手研究用好1亿吨石油的具体规划。规划小组在分析情况后指出，每10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耗油量，中国为0.31吨，印度为0.26吨，日本为0.17吨，日本比中国少47％。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1亿吨石油浪费很大，效果很不好。规划小组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多方面的原因，着重指出石油炼制和石油化工综合利用方面的问题，以及地区和部门分割的体制问题。
石油部规划小组的报告还着重分析了经济效益问题，认为用好1亿吨石油，国家财政可以增加比较大的收入。规划小组算了几笔账，从生产和销售等各个环节计算，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工企业联合起来、综合利用以后，国家财政增加的收入可以比1981年增加115亿元。1981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1175亿元。115亿元就是1/10，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后来，国务院在讨论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的时候，争论非常激烈。当时我没有参加，是听参加会议的盛华仁说的。当讲到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国家财政可以增加100亿元的收入时，有同志不相信，不同意这种说法，说“根本不可能，做不到。”国务院领导同志说：“80亿做得到做不到？”那位同志说：“50亿也不行。”最后国务院领导同志一锤定音：“30亿也干。”这次讨论表明，当时在石油加工和石油化工企业联合起来、综合利用的问题上，认识很不一致，联合工作的难度很大。
1982年1月7日，紧接着上海高桥石油公司的成立，经国务院批准，江苏南京地区的南京炼油厂、栖霞山化肥厂、南京烷基苯厂、南京化工厂、钟山化工厂、南京塑料厂、南京长江石油厂等企业联合，组建金陵石油化工公司。不久，辽宁抚顺地区的抚顺石油一厂、石油二厂、石油三厂、化学纤维厂、化工塑料厂等企业联合，成立了抚顺石油化工公司。这几家公司的成立，为后来成立全国性的石化总公司摸索了经验，在舆论上创造了积极推动的氛围。
奉命筹建中石化
1983年2月，中央组织部通知我到北京报到。我到中央组织部以后，问赵振清副部长：“你们找我谈什么事情？”他说：“哪是我们找你，是中央领导同志找你谈。你等着吧。”很快，胡耀邦总书记就找我谈话。他当晚要去广州，是下午在他卧室里谈的。接着，国务院领导同志和康世恩又分别与我谈话。他们都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对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很重视，决心要用好1亿吨石油来多创效益。我记得当时胡耀邦讲：“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要收企业，要把地方的企业收上来，这些企业又是各地最好的企业，是盈利大户。我们报告了小平同志，说不征求地方意见了，中央直接发文件。小平同志表示赞成，说就这样办。”
国务院领导同志与我谈话的时候，强调中央在研究到200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时候，认为必须有一些过硬的重大举措来确保实现翻两番，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就是重大举措之一。在谈话结束前他问我：“你还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说，有人给我推荐北京市一个搞技术的干部，他也愿意到中国石化总公司来，但北京市不肯放，能不能帮我调来？他说好，当场就打电话给北京市的段君毅同志说：“你要支持锦华嘛，把人给他。”后来北京市很快就放了人。康世恩同我谈的时间长一些，谈了整整半天。他首先介绍了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的整个酝酿过程，强调要从体制上为用好1亿吨石油创造条件。他还指出，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对改革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促进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都有积极意义。
1983年7月4日，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中国石化总公司筹备小组正式召开第一次直属企业经理（厂长）会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会见了全体与会代表，总理、副总理都到了，在讲话中都强调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石化总公司寄予很大希望，要求中国石化总公司办成真正的经济实体，不要变成新的石化部，不能走老路。万里讲：中国的经济振兴要靠石油化工的振兴，人们生活的改善、人们的吃穿用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依靠石油化工提供原材料，以解决人口众多和农业争地的矛盾。人民生活靠什么？要靠石油化工搞上去。中国所有的行业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不可能，但是电子和石油化工一定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管理要现代化。石油化工行业一定能同国际上的同行进行较量。
会议结束后，万里还对我说，到2000年中国的乙烯产量要赶上苏联。乙烯是石油化工的基础产品，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有了乙烯就可以做成各种合成材料。一个国家石油化工是不是很发达，其标志就是它的乙烯产量。万里要我们赶上苏联，并问能不能做得到？我回答说：“苏联的乙烯产量是多少，我还不知道，我先查一查，看看我们的差距有多大。但是不管怎样，我们会努力去追赶。”后来，我查了苏联1983年的乙烯产量是226.7万吨，而中国当年的产量才56万吨，只有苏联的1/4。到2000年，中国的乙烯产量要赶上苏联，要整整地翻两番。这样一算，我感到差距很大，没有把握。后来万里也没有再问我，我也没有主动对他说这件事情。但是，以后的发展证明，万里提出的到2000年中国乙烯产量赶上苏联是有道理的，对我们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000年，中国的乙烯产量是470万吨，而俄罗斯的乙烯产量则从226.7万吨下降到188.9万吨,只有中国产量的40%。2003年,中国的乙烯产量是612万吨，俄罗斯的乙烯生产能力为330万吨，仍然是一个不小的差距。
办公场所租借在工人体育场看台下面
1983年7月12日，中国石化总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词。他说：“为了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针对我国年产1亿吨原油的使用不合理、经济效益不高的现状，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充分论证，下了最大的决心，把分散在各部门、各地区的39个大中型石油化工企业高度地联合起来，切断同条条块块的行政领导关系，组成全国最大的石油化工总公司，这是一项重大的决策。”
中国石化总公司机关开始筹建的时候，工作条件非常差，没有地方办公，就向燕山石化公司借了它在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的一个办事处，也就是一个几百平方米的二层楼房子，临时办公。当时，中国石化总公司机关已有100多人，这个地方容纳不下，又租借了工人体育场看台下面的一些房子办公。工作人员外出办事没有汽车，我向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借了一辆老的上海牌轿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称为中国最大公司的中国石化总公司开张了。这种寒酸是今天的许多人无法想象的。当时也有人建议说：我们得找个窝啊，要建一个像样一点的窝，接待外国人也体面些。但是要找窝、建窝，就得花时间，就要分散精力，转移注意力。我们筹备小组的同志认识到：“不要管窝不窝了，还是集中精力抓工作，先把工作抓上去，其他问题以后再说。”
39家企业尽入中石化
我们一上手工作，马上碰到了路怎样走的问题。第一步迈向哪里？从什么事情着手？党中央、国务院强调要打破部门、地区分割，我们研究决定，就从这件事情着手，先收企业，建立新的领导体制。
党中央、国务院在1983年下发的7号文件中明确决定：将分属20个省市自治区政府和3个部的39个企业，以及企业的下属单位，划给中国石化总公司直接管理。
当时有同志提出先把机关的架子搭起来，等机关工作有个头绪以后，再到下面去收企业。我说：“现在应该趁党中央、国务院刚刚下文件的好势头，先收企业，免得夜长梦多，万一将来谁出来讲话，情况发生变化，那就很可能错过时机。赶紧趁热打铁，收企业。”我的看法同筹备小组的意见一致。从1983年5月开始，由筹备小组成员带队，先后派出9个工作组到20个省市自治区去谈企业的交接。按照1983年7号中央文件规定的政策，我们在研究交接协议中尽可能地照顾地方的利益，减少上收的阻力，这样谈起来就方便多了。我们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有38个企业收上来了。
当时唯一不肯交的是新疆，主要是区党委书记不赞成，他一直给中央领导同志提意见，不同意把乌鲁木齐石油化工总厂交给中国石化总公司。为了乌鲁木齐石化总厂上收的事情，我特地去了新疆，找自治区党委。到乌鲁木齐后，我首先看望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把党中央、国务院成立中国石化总公司的事情向他作了汇报。我说中国石化总公司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企业上收。这件事不办，下一步工作都不好做。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各地上收的39个企业只有乌鲁木齐石化总厂没有交。我说是不是请您过问一下，支持一下中国石化总公司。乌鲁木齐石化总厂上收以后，新疆今后石油化工的发展和现在所需要留下的产品，中国石化总公司会尽力照顾。王恩茂同志听后表示：“好，我给区党委做工作。”第二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正式与我们谈乌鲁木齐石化总厂的交接问题，由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主持。会上，自治区政府一位副主席举出各种理由，不同意乌鲁木齐石化总厂上交。他说：“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建议不要上收。”我说：“宁夏也是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宁夏能交，你们就不能交？”我当时也不客气，说：“你呀，不要讲那么多道理，你有些道理是歪理。现在中国石化总公司刚刚成立，正需要干部，我回去向中央建议，把你调到石化总公司，看你屁股还坐在那里？”他一听，说：“别，别，别，你可别这样，我只是提提建议，最后还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我说：“党中央、国务院都正式下了文件，还要怎么决定？”就这样，谈了3天还是没有结果。我放风说：“这次要不办好乌鲁木齐石化总厂的上交，我就留在新疆不回去了。”后来，我听说，王恩茂到北京开会，区党委书记到机场送行，向他汇报了谈判上交乌鲁木齐石化总厂的情况，并讲了我的态度。王恩茂表示：“还是交吧。对锦华、对中国石化总公司支持了，以后的事情他会帮我们。”他这样一讲，问题就解决了。后来我们顺利谈成，第六天就回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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