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段名为“女孩怒斥医院号贩子”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不仅引起千万人的关注，而且获得潮水般的共鸣与同情。
视频中，身穿白色羽绒服女孩带着哭腔指责北京一家医院保安“不作为”，不管号贩子的猖獗，而自己“凭本事大早上在那等一天，排那么长时间的队却挂不到号”：“一个300块钱的号他们（票贩子）朝我要4500，咱们老百姓看个病挂个号怎么就这么费劲呢，医院挂号的人、票贩子还里应外合。”
视频和事件迅速发酵后，以警方介入+医院发表声明+北京市卫计委员发布而告一段落。北京市卫计委员称对依法打击“号贩子”的态度是明确的，对“号贩子”现象、尤其是医疗机构内部个别不法人员内外勾结的行为，始终采取“零容忍”。
看病挂号如此不容易，很可能被“票贩子”讹上一笔，这算是新闻吗？不是！这样的问题已经反映了很多年了。由生活琐碎联想到企业生存，笔者不由得又想到了光伏产业中的倒卖“路条”的掮客和深受其害的光伏企业。
稍一琢磨，医疗“票贩子”手中的“挂号单”，与光伏项目“中间人”即将倒卖出手的路条何其相似。你要获得它，个中环节的利益链也如出一辙。
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就曾在微博上“哭诉”：光伏产业难做，自己投资十亿以上的三个光伏电站，两个“夭折”，另一个已被当地政府收回指标并转手给了倒卖“路条”的人。
其实，在光伏乃至新能源产业，“倒卖路条”真是“老掉牙”的话题了。但咱们不得不承认，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仍深刻地侵蚀着一个产业的健康。
曾经有媒体报道，2011年新增的2.89GW光伏装机中，被“路条”掮客经手的有1GW左右；要说到严重性，0.3-0.5元/瓦的转让价格似乎已经成为光伏电站投资的固定成本；
要说到普遍性，前两天笔者才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电话，问询谁想投资宁夏某某项目，他能搞到路条，只要价钱合适就可转让。而“路条”倒卖行为，不仅引发业内投机盛行，还很大程度上抬高了光伏电站的投资成本，并对整个产业的正常发展秩序形成了巨大的不良冲击。
大家都记得，为了打击倒卖“路条”的不良行径，2014年10月，国家能源局在一个月内便连续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光伏电站建设与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新建电源项目投资开发秩序专项监管工作的通知》、《规范光伏电站投资开发秩序的通知》三个重头文件，坚决制止光伏电站投资开发中的投机行为。其后，也有陕西等地方省市陆续出台相应文件，以压制生存空间。
当时就有不少媒体预计，“转让路条”的行径将可能从此消失，但事后看来，此种预测只能称为是一种理想或是梦想而已。
为何部委管理部门的重头文件+地方的系列文件，也难以压制（根本谈不上“杜绝”）倒卖“路条”的投机行为。为何遍及全国的掮客和中间人们，好日子照样过，钱照样收？
事实上，从光伏产业过往发展的一些蛛丝马迹来看，“路条”是这个产业发展难以避免的现象，甚至可以说，倒卖“路条”也是“必然结果”。
像资深光伏行业观察家红炜总结的一样：在中国，先是“金太阳”政策时期的欺诈行为，后是“固定电价”政策时期的倒卖“路条”行为；在德国，既有补贴下调前光伏电站的“抢装”，也有政策失败带来的光伏产业停滞，各种现象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背后都是政策设计缺陷的必然结果。
首当其冲的必然是要改革审批体制。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认为：“现在出现倒卖‘路条’现象，路条成了紧缺资源，不能只怪下面，这是我们批规模造成的。应该把精力放在降低成本、做大蛋糕上。”
2013年，能源部门开始对审批制度进行改革，光伏电站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然而，由于国家能源局每年将光伏电站装机指标下放给各地，各地再将指标分解到企业并对此进行备案，因此这并没有改变原本资源分配的格局。
而国家能源局2014年底下发的三大重头文件，仅就经济行为做出原则性的规定，而未深入谈及建立何种监督与倒查追责等配套机制。被监督的不应该仅仅是企业，而是要追查政府主办人员的责任，涉嫌违法的应依法追责。
总而言之，既然是疾在制度，那咱们可谁也不要指望国家能源局和地方的几个文件“要求”就能够改变倒卖“路条”的存在。
家藏两亿现金、烧坏数台点钞机的发改委原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在被查后说：只要能获得采矿权，别说一个亿，就是几个亿，有一大堆的人都等着排队拱手奉上。制度不完善，抓了一个魏鹏远，还会有“张鹏远”、“刘鹏远”出现。
如苗炜所说：在光伏终端市场，对付“远鹏”们的有效的制度就是：首先建立产业标准体系和建立在这一体系之上的严格的招标办法，不给他们机会；其次是建立对违规行为的史上最严厉处罚（特别是法制层面的惩处），让他们有机会也不敢以身试法。
没有法律制度上的硬性的惩处保障，要减少倒卖“路条”的现象几无可能。在上述“女孩怒斥医院号贩子”的事件中，后来当事人报警，警方介入了调查。但如果光伏项目投资者被光伏“票贩子”折腾，如果报警，警察来后又能做什么？
此外，仅仅抱怨主管部门，抨击“路条贩子”似乎也还不够。扪心自问一下，若作为投资者，如果买到转手的路条，从而获得核心项目资源，你是否也愿意“出个价钱”，免去中间的很多麻烦事？
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关系文化”，“求人文化”几乎都是根深蒂固。出生后上户口要求人、上学要求人、看病要求人、找个铁饭碗的工作要求人，死后搞个好的墓地似乎也要求人——处处讲关系，处处都求人——如果这种心理和文化不除，窃以为，即使政策和法制再到位，不管是医疗“号贩子”还是光伏“号贩子”，都不可能完全杜绝。
看看产业中的“人情世故”吧：光伏企业要拿到当地项目的核准，各部门的领导都要“公关”。如果付钱给“中间人”去做，是否就简单多了，轻松多了？也许，要拿下某地方的具体项目，外地人喝酒喝死都未必有用，因为当地政府不会100%信。
从过往相关媒体的调查报道来看，散布于全国东南西北的“光伏掮客”，要么是掌握当地资源的老板，要么是领导的亲戚，要么是当地的“地头蛇”。有投资方就曾说，“唉，多花点钱让他们去做也是可以的”。
对于屡禁不止的路条倒卖行为，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如此呼吁：希望相关部委能及时纠正各地政府保护地方企业的不合理规定，营造一个公开、公正的政策体系与市场竞争环境。
回到文章开头“女孩怒斥医院号贩子”视频，事件发酵后，央视“新闻1+1”节目做了访谈，节目由著名媒体人白岩松主持。最有趣的是，节目还调动自己的传播资源做了一份调查，设置的问题是：如果您去医院挂号，您是否会从票贩子手中买号？
调研结果可能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但是我们相当一半的人都愿意参与其中：47.84%认为说会，然后27.85%说不会，此外还有24.31%是看价格是否合适。
还有个问题：如果遇到号贩子排队挂号你会怎么做？结果，“不吭声，装作没看见”占到48%；找医院工作人员占了40%。
这样的调研结果，如果“嫁接”到光伏产业，又反映出了哪些问题呢？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601/27/175068.html
视频中，身穿白色羽绒服女孩带着哭腔指责北京一家医院保安“不作为”，不管号贩子的猖獗，而自己“凭本事大早上在那等一天，排那么长时间的队却挂不到号”：“一个300块钱的号他们（票贩子）朝我要4500，咱们老百姓看个病挂个号怎么就这么费劲呢，医院挂号的人、票贩子还里应外合。”
视频和事件迅速发酵后，以警方介入+医院发表声明+北京市卫计委员发布而告一段落。北京市卫计委员称对依法打击“号贩子”的态度是明确的，对“号贩子”现象、尤其是医疗机构内部个别不法人员内外勾结的行为，始终采取“零容忍”。
看病挂号如此不容易，很可能被“票贩子”讹上一笔，这算是新闻吗？不是！这样的问题已经反映了很多年了。由生活琐碎联想到企业生存，笔者不由得又想到了光伏产业中的倒卖“路条”的掮客和深受其害的光伏企业。
稍一琢磨，医疗“票贩子”手中的“挂号单”，与光伏项目“中间人”即将倒卖出手的路条何其相似。你要获得它，个中环节的利益链也如出一辙。
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就曾在微博上“哭诉”：光伏产业难做，自己投资十亿以上的三个光伏电站，两个“夭折”，另一个已被当地政府收回指标并转手给了倒卖“路条”的人。
其实，在光伏乃至新能源产业，“倒卖路条”真是“老掉牙”的话题了。但咱们不得不承认，时至今日，这种现象仍深刻地侵蚀着一个产业的健康。
曾经有媒体报道，2011年新增的2.89GW光伏装机中，被“路条”掮客经手的有1GW左右；要说到严重性，0.3-0.5元/瓦的转让价格似乎已经成为光伏电站投资的固定成本；
要说到普遍性，前两天笔者才接到一个来自青海的电话，问询谁想投资宁夏某某项目，他能搞到路条，只要价钱合适就可转让。而“路条”倒卖行为，不仅引发业内投机盛行，还很大程度上抬高了光伏电站的投资成本，并对整个产业的正常发展秩序形成了巨大的不良冲击。
大家都记得，为了打击倒卖“路条”的不良行径，2014年10月，国家能源局在一个月内便连续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光伏电站建设与运行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新建电源项目投资开发秩序专项监管工作的通知》、《规范光伏电站投资开发秩序的通知》三个重头文件，坚决制止光伏电站投资开发中的投机行为。其后，也有陕西等地方省市陆续出台相应文件，以压制生存空间。
当时就有不少媒体预计，“转让路条”的行径将可能从此消失，但事后看来，此种预测只能称为是一种理想或是梦想而已。
为何部委管理部门的重头文件+地方的系列文件，也难以压制（根本谈不上“杜绝”）倒卖“路条”的投机行为。为何遍及全国的掮客和中间人们，好日子照样过，钱照样收？
事实上，从光伏产业过往发展的一些蛛丝马迹来看，“路条”是这个产业发展难以避免的现象，甚至可以说，倒卖“路条”也是“必然结果”。
像资深光伏行业观察家红炜总结的一样：在中国，先是“金太阳”政策时期的欺诈行为，后是“固定电价”政策时期的倒卖“路条”行为；在德国，既有补贴下调前光伏电站的“抢装”，也有政策失败带来的光伏产业停滞，各种现象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背后都是政策设计缺陷的必然结果。
首当其冲的必然是要改革审批体制。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认为：“现在出现倒卖‘路条’现象，路条成了紧缺资源，不能只怪下面，这是我们批规模造成的。应该把精力放在降低成本、做大蛋糕上。”
2013年，能源部门开始对审批制度进行改革，光伏电站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然而，由于国家能源局每年将光伏电站装机指标下放给各地，各地再将指标分解到企业并对此进行备案，因此这并没有改变原本资源分配的格局。
而国家能源局2014年底下发的三大重头文件，仅就经济行为做出原则性的规定，而未深入谈及建立何种监督与倒查追责等配套机制。被监督的不应该仅仅是企业，而是要追查政府主办人员的责任，涉嫌违法的应依法追责。
总而言之，既然是疾在制度，那咱们可谁也不要指望国家能源局和地方的几个文件“要求”就能够改变倒卖“路条”的存在。
家藏两亿现金、烧坏数台点钞机的发改委原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在被查后说：只要能获得采矿权，别说一个亿，就是几个亿，有一大堆的人都等着排队拱手奉上。制度不完善，抓了一个魏鹏远，还会有“张鹏远”、“刘鹏远”出现。
如苗炜所说：在光伏终端市场，对付“远鹏”们的有效的制度就是：首先建立产业标准体系和建立在这一体系之上的严格的招标办法，不给他们机会；其次是建立对违规行为的史上最严厉处罚（特别是法制层面的惩处），让他们有机会也不敢以身试法。
没有法律制度上的硬性的惩处保障，要减少倒卖“路条”的现象几无可能。在上述“女孩怒斥医院号贩子”的事件中，后来当事人报警，警方介入了调查。但如果光伏项目投资者被光伏“票贩子”折腾，如果报警，警察来后又能做什么？
此外，仅仅抱怨主管部门，抨击“路条贩子”似乎也还不够。扪心自问一下，若作为投资者，如果买到转手的路条，从而获得核心项目资源，你是否也愿意“出个价钱”，免去中间的很多麻烦事？
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关系文化”，“求人文化”几乎都是根深蒂固。出生后上户口要求人、上学要求人、看病要求人、找个铁饭碗的工作要求人，死后搞个好的墓地似乎也要求人——处处讲关系，处处都求人——如果这种心理和文化不除，窃以为，即使政策和法制再到位，不管是医疗“号贩子”还是光伏“号贩子”，都不可能完全杜绝。
看看产业中的“人情世故”吧：光伏企业要拿到当地项目的核准，各部门的领导都要“公关”。如果付钱给“中间人”去做，是否就简单多了，轻松多了？也许，要拿下某地方的具体项目，外地人喝酒喝死都未必有用，因为当地政府不会100%信。
从过往相关媒体的调查报道来看，散布于全国东南西北的“光伏掮客”，要么是掌握当地资源的老板，要么是领导的亲戚，要么是当地的“地头蛇”。有投资方就曾说，“唉，多花点钱让他们去做也是可以的”。
对于屡禁不止的路条倒卖行为，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如此呼吁：希望相关部委能及时纠正各地政府保护地方企业的不合理规定，营造一个公开、公正的政策体系与市场竞争环境。
回到文章开头“女孩怒斥医院号贩子”视频，事件发酵后，央视“新闻1+1”节目做了访谈，节目由著名媒体人白岩松主持。最有趣的是，节目还调动自己的传播资源做了一份调查，设置的问题是：如果您去医院挂号，您是否会从票贩子手中买号？
调研结果可能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但是我们相当一半的人都愿意参与其中：47.84%认为说会，然后27.85%说不会，此外还有24.31%是看价格是否合适。
还有个问题：如果遇到号贩子排队挂号你会怎么做？结果，“不吭声，装作没看见”占到48%；找医院工作人员占了40%。
这样的调研结果，如果“嫁接”到光伏产业，又反映出了哪些问题呢？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601/27/17506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