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将于本月底召开，美国和中国的减排承诺和合作举足轻重。
根据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参谋长丹尼斯·麦克唐纳的说法，目前奥巴马总统的日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其实早在2014年6月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就颁布了第一版清洁能源计划，而后不断完善，最终在2015年8月正式颁布最新版本的清洁能源计划。最新版本的清洁能源计划被媒体称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环境能源政策，如得以实施，美国数百家煤电厂将被迫关门，同时将加快美国电力行业向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消费者分布式发电的转变。
与2014年版的清洁能源计划相比较，2015版还是有较大调整，除了更加严格的减排目标(2014年清洁能源计划的减排目标是2030年比2005年减少30%，而2015年版上调目标至32%)，这份终稿还赋予了各州政府更灵活的减排截止日期约束，这个调整的主因是2014年初稿引起美国国内共和党、一部分化石能源依存度高的州政府，以及大部分能源公司的普遍抗议。
然而，尽管有比较灵活的减排截止日期调整，实际上更加严格的减排目标依然给这份计划的实施蒙上了很大阴影。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从美国目前相关法律规定上看，清洁能源计划中涉及的一部分内容超出了法律规定的EPA监管范畴，这将在执行层面上带来问题。第二，清洁能源计划为了满足各个州政府更加灵活自主地采取合适自身的减排计划，在推出碳排放标准的同时，允许各个州政府在1年内通过多种措施自行制定减排方案，而若某一州政府在指定时间内拒绝提交方案，则联邦政府届时会强制替其制定减排方案，这种方式不仅在形式上给反对派提供了拖延的机会，也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时间成本的浪费，导致清洁能源计划的启动很可能推迟到下一任总统的任期内。那么，下一任总统的党派归属，及其后续新总统的政治态度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清洁能源计划的执行力度。第三，近年来美国在环境减排上取得较为优异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页岩气的快速发展和天然气价格的不断走低所带来的煤炭消费的替代，然而，低廉的天然气价格可能使页岩气的发展难以持续。第四，北美电力可靠性委员会(N ERC)在2014初稿版清洁能源计划颁布之后就发表了对美国电力系统如此迅速且大规模的转化对电能质量和电网安全问题的担忧。
除此之外，清洁能源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EPA所预测的每年0.2%的电力需求下降、每年1.5%的效率节能量、以及每年6%的热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做出来的，如果这些预估和假设未能兑现，那么实际可操作程度将值得商榷。
作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经过持续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近期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例行记者会上特别提到了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巨额投入对美国在相关方面投入的刺激作用。因此，清洁能源计划的推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中国加强清洁能源投资和节能减排政策的一种回应，也是美国试图通过该计划激励或提醒其他没有强制性减排目标的国家尽快采取行动。美国将借助清洁能源计划试图提升或重新夺取其在巴黎气候大会上的主动权，并向中国和印度这样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新兴经济体施压。
中美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协作其实早就开始了。中国相关部门和美国能源部从2009年开始就一直在推动清洁能源革命，奥巴马政府也一直把清洁能源合作作为美中外交关系的重要一环。
事实上，中国的清洁能源发展和美中能源合作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美国新能源商品服务和技术等开辟中国市场。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也是美国新型能源公司产品和技术(如智能电网、碳捕捉与封存技术CCS等)输出的主要目的地。反过来，如果仔细观察今年美国能源市场上的中国元素，不难发现一些新的动向。万向集团在伊利诺伊的太阳能板制造厂，金风科技在蒙大拿的风力发电站，汉能在硅谷的收购案等，中国企业走向美国新能源市场的案例越来越多，这种企业层面上的合作和互相渗透，也是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的另一股重要力量。
总而言之，美国清洁能源计划的推出，在美国国内以及国际上都引起较大震动，对于解决全球气候问题有积极意义。但其实施与否与落地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国内配套法律的进展，以及各个州政府的执行力度和主要能源公司的配合程度，当然还取决于2016年总统大选结果。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有很大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气候大会上，以其制定出来的目标强度来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问题施压，以求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重点转向自愿承诺以后占据主导位置。
中国近来在清洁能源发展和碳减排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除了准确判断美国的作为和意图，以及做出智慧应对，若能借此机会寻求在清洁发展上更大的突破和更多与国际先进经验的合作，也会对我国实行接下来的减排目标带来积极帮助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