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新华社云南分社的一则消息称，人民网网友在“云南省委书记”留言板反映，因村民补偿不到位，文山市古木镇洗古塘村“一期30MW农光互补并网光伏发电项目”施工队遭到当地村民的阻碍。随后，项目甲方安排另一施工队参与进来，导致之前的施工队停工20余天。
据悉，该项目开发企业为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太阳能)，是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家子公司。近年来，上海太阳能在全国各地的光伏投资可谓一路高歌。
仅消停两年的光伏投资，再次出现大跃进。《华夏时报》记者了解到，在脱离欧美“双反打压”后的2014年，中国光伏产业开始回暖，根据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的规划，2015年光伏新增容量17.8吉瓦，堪比三峡装机总量。不过，光伏投资膨胀过快的同时，问题也来了。投资大跃进
2015年，中国光伏行业再次出现逆势增长。
光伏行业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曾经因蜂拥而上的投资热潮，一度陷入产能过剩的尴尬之境，直到去年国务院《关于推动光伏行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后，中央相关部委也推出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接着2014年光伏发电被首次提升至国家能源战略层面，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将大力发展光伏、风电、生物质能等新能源。
如此多的政策让处于寒冬的光伏企业恢复了元气。
光伏吸引社会资本缘于高额的投资。据光伏行业内的理论测算，综合各种因素，目前西部光伏电站投资回报的内部收益率可达8%-10%，如果投资方对下游的议价能力较强，收益率更高;只需要20%的自有资金，10%的净利润率便唾手可得，投资光伏电站的净资产收益率甚至高达50%左右。
除了可观的收益率外，营业利润率也远高于制造业，这也是各路资本对光伏情有独钟的原因。仅在2014年，就有包括恒大、绿巨人、复星，以及中国平安、国开金融等知名企业投身到光伏项目中。
而上海太阳能可以说是光伏投资大跃进的领跑者，但步子迈得太快，施工中的问题就来了。两个施工单位就云南文山的光伏发电项目1、2、3区的划分发生了纠纷。其中一方乙方云南二十一冶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属的包工头杨春仕告诉记者，他早在7月初进场施工，到8月29日已平整上述1、2、3区土地30亩左右，正准备打桩，不想当日，上海太阳能甲方项目部现场负责人刘建中却找来新的施工方——上海达圣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进场施工，双方发生纠纷，停工至今。
开工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全国的光伏项目开工率仅为40%，那么余下60%在今年剩下的3个月中能完成任务吗?
据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利好政策频出，但光伏之路在2015年走得并不轻松——开工率不高，很多地方的光伏项目因占用耕地、农地，遭到老百姓的反对。
不过，这没有影响今年上半年光伏产业的发展势头。能源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中国新增光伏发电装机773万千瓦，与2014年同期的332万千瓦相比增长2倍多。工信部8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光伏产业同比增长30%。
截至2015年6月底，中国的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5.78吉瓦，与2010年的0.89吉瓦起步相比实现了超过40倍的扩充，提前兑现“十二五”35吉瓦的目标。
“在政策推动下，光伏发电的发展非常快，但项目的融资难度也很大。”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中心研究员时璟丽透露。
而光伏产业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是银行对其“不热情”的根本原因。银监会给出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银行贷款不良率只有1%，但光伏产业的贷款不良率却高达7%左右。
据了解，大量社会资本进入光伏市场，光伏项目承包商会转包、分包给多个小包工商，由此引发很多问题。上述乙方云南二十一冶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包工头杨春仕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曾坦承，分布式相关产业配套滞后，在融资、补贴效率、商业关系等方面还难以得到投资者和电力用户的认可。仅从建设手续来讲，一座地面电站需要走的程序甚至比建在屋顶上的分布式还要少，而规模差距却是成千上万倍，企业选择偏好不难理解。
事实上，光伏缺少的不再是政策而是资金。“经历了2011—2012年连续的杀跌之后，由于政策的支持和产能整合完成，光伏行业出现了明显的复苏，各路资本重金杀入。”参与光伏行业投资的首善财富高级副总裁武良军表示。
虽然今年形势喜人，但工信部也指出，中国的光伏产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如制造业竞争力不强、融资难等。
事实上，光伏产业的问题还有很多。目前，中国整个光伏行业仍面临着不良贷款率居高、技术升级乏力等问题，国家能源局因此推出了持续3年的“领跑者”计划，以望解决这一问题。
本报记者采访多个地方政府还发现，各地出台大量文件支持光伏产业发展，但光伏大跃进占用了基本农田、耕地现象地方政府解决得并不好。“文山光伏项目占用了我们的玉米地，给的补偿仅500元/亩，而最初承诺的是700元/亩。”云南省文山市古木镇洗古塘村一位村民向本报记者如此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