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下午，以“绿色经济增长”为主题的全球绿色增长论坛(3GF)在贵阳召开，来自世界多国的政府机构、企业代表、金融部门及社会团体参与会议。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秘书长章新胜，中国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丹麦外交部全球绿色增长论坛负责人莉斯贝思·叶斯帕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理事会主任西蒙·厄普顿，丹佛斯中国总裁司徒嘉德等嘉宾针对绿色增长的议题展开对话。
“全球绿色增长论坛”是2011年由丹麦政府倡导，联合中国、韩国、墨西哥、肯尼亚、卡塔尔、埃塞俄比亚发起的全球性论坛，旨在为各国政府、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推进全球绿色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高层交流平台，每年10月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这一平台为各国政府、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推动全球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到底什么是绿色增长？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实现绿色增长的道路上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作为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典范，丹麦可以提供哪些经验？公私营部门应如何在这一议题上展开合作？本次与会嘉宾针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 史立山：
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达15%
丹麦是绿色增长做得最好的国家，也是绿色转型的实践者和受益者。丹麦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通过节能提升能效，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丹麦以基本不变的能源消费量促进和支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总的来看，全球以风电和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发展非常迅速。到2014年底全球的风电装机已经达到3.7亿千瓦，光伏发电已经达到1.8亿千瓦。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2014年能源消费已经达到42.6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占比达到66%。中国非常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已经达到4.5亿千瓦，中国也培育形成了再生能源的体系，水电设备的能力不断提高，光伏电池的生产能力位居全球第一。到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将占到整个能源消费的15%，并提出到2030年要达到20%，且已提出要加快推进能源消费革命的要求。
初步的研究认为，从资源、技术、经济角度来看，这些都是可行的，核心还是观念的转变，和利益机制的调整。总的来看，能源和消费的革命根本任务是尽可能地用可再生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最终实现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经济体系。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主席、生态文明贵阳国际会议秘书处秘书长 章新胜：
中国应学习丹麦模式
中国已经决定要做自然资产的负债表。有可能贵州、青海的自然资产的存量很高，东部城市自然资产的负债很高。我们现在倡议和发起GDP、GEP(生态资源)双增长模式，既要经济增长，又要自然资源得到保护，这需要我们转变思维方式。人类必须逐步过渡到生态社会，实现绿色增长。
亚洲是驱动整个世界的引擎，到2008年以后表现尤其强势，亚洲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在现代化以及扶贫这两个方面，亚洲还有大量的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数量巨大，很多国家电力供应都成问题，不要说利用可再生能源。比如我去印度和巴基斯坦，三四个小时就会停一次电。中国在亚洲发展中应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讲到环保生态文明，中国其实是在走老路，需要整体改变这种发展的模式，亚洲在这方面也有着巨大的机遇。
最近中央政府也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文件，这个文件里面有8个主要的目标，包含35个小项，里面包含了土地、水、能源、生物多样化等等。我们可以学习丹麦的模式，在2050年实现百分之百地依靠可再生能源。
丹麦外交部全球绿色发展秘书处代理秘书长 莉斯贝思·叶斯帕森：
政府无法单枪匹马地实现绿色增长
全球绿色增长论坛最初由丹麦、韩国、墨西哥等国家共同发起成立，越来越多的成员国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和一些关键性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今年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还和一些私营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推动绿色增长的实现。我们会建立一个网络，共享好的概念和想法，同时会用出版物建立一个平台来分享新的知识，最后我们会促进公私营部门间的合作。
各国政府没有办法单枪匹马地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伙伴来支持我们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走得更远，我们必须要把伙伴关系扩大，我们需要这样的伙伴关系来得到量的提高以及质的提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转变，迈向绿色增长。
p40全球绿色增长论坛(3GF)于2011 年创立，力图作为全球性的平台，通过联合政府、企业、金融、智库、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帮助提出可推广的绿色增长解决方案。图为6月26 日在贵阳举行的全球绿色增长论坛亚洲会议现场。
全球绿色增长论坛(3GF)于2011 年创立，力图作为全球性的平台，通过联合政府、企业、金融、智库、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帮助提出可推广的绿色增长解决方案。图为6月26 日在贵阳举行的全球绿色增长论坛亚洲会议现场。
OECD环境司司长 西蒙·厄普顿：
政府应对使用煤炭征税
绿色增长是务实问题，包括资源的有效性和创新这两个概念，我们必须要通过创新提高资源的效力。创新是日新月异的，对新能源的推动也是非常惊人的。资源的能效和使用效率会提高。2006年时，中国的规划者认为，2020年中国能够生产23GW的风能。但从目前来看，在2020年中国将利用大概200GW～300GW的风能以及100GW的太阳能，所以预测通常是非常保守，因为我们总是低估了创新的力量。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资源并不是特别缺乏，需要政府进行干涉，采取一些措施和产业、创新者一起合作来提高能效。现在大多数的国家，没有对煤炭的使用收税，但煤炭带来的负面代价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对煤炭征税的话，之前认为煤炭很便宜的人现在就会转变观念，因此减少碳排放量，需要政府的政策导向，而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一些国家对碳排放收税。
丹佛斯中国总裁 司徒嘉德：
丹麦也曾依赖化石能源
丹麦在1972年面对能源危机时，曾百分之百依赖化石能源，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完全依赖于可再生能源。这意味着，只要我们愿意，这样的转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我认为我们应当关注能源效益，也就是用更少的能源获得更多的效益。我们需要创新，但其实还有一些提高能源效益的方式触手可及。例如，我们可以帮助上海的商业建筑减少25%的能源消耗。实际上有三分之一的能源在加热与降温的过程中被浪费了，以加热取暖为例，目前在亚洲的一些地区，已经有人展开了区域性供暖的项目，人们利用钢厂的废水供暖，这个项目在4年内就产生了回报。
类似的项目在很多城市都可以展开，但困难在于获取足够的启动资金，我们需要改变关注成本的习惯，这样新的商业模式才有诞生的可能。当然，这也需要政府的推动，例如在丹麦，如果要修建一栋房子，需要设计隔热层才能获得建筑部门的批准。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秘书长章新胜，中国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丹麦外交部全球绿色增长论坛负责人莉斯贝思·叶斯帕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理事会主任西蒙·厄普顿，丹佛斯中国总裁司徒嘉德等嘉宾针对绿色增长的议题展开对话。
“全球绿色增长论坛”是2011年由丹麦政府倡导，联合中国、韩国、墨西哥、肯尼亚、卡塔尔、埃塞俄比亚发起的全球性论坛，旨在为各国政府、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推进全球绿色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高层交流平台，每年10月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这一平台为各国政府、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推动全球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到底什么是绿色增长？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在实现绿色增长的道路上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作为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典范，丹麦可以提供哪些经验？公私营部门应如何在这一议题上展开合作？本次与会嘉宾针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 史立山：
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达15%
丹麦是绿色增长做得最好的国家，也是绿色转型的实践者和受益者。丹麦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通过节能提升能效，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丹麦以基本不变的能源消费量促进和支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总的来看，全球以风电和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发展非常迅速。到2014年底全球的风电装机已经达到3.7亿千瓦，光伏发电已经达到1.8亿千瓦。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2014年能源消费已经达到42.6亿吨标准煤，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占比达到66%。中国非常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已经达到4.5亿千瓦，中国也培育形成了再生能源的体系，水电设备的能力不断提高，光伏电池的生产能力位居全球第一。到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将占到整个能源消费的15%，并提出到2030年要达到20%，且已提出要加快推进能源消费革命的要求。
初步的研究认为，从资源、技术、经济角度来看，这些都是可行的，核心还是观念的转变，和利益机制的调整。总的来看，能源和消费的革命根本任务是尽可能地用可再生能源，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最终实现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经济体系。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主席、生态文明贵阳国际会议秘书处秘书长 章新胜：
中国应学习丹麦模式
中国已经决定要做自然资产的负债表。有可能贵州、青海的自然资产的存量很高，东部城市自然资产的负债很高。我们现在倡议和发起GDP、GEP(生态资源)双增长模式，既要经济增长，又要自然资源得到保护，这需要我们转变思维方式。人类必须逐步过渡到生态社会，实现绿色增长。
亚洲是驱动整个世界的引擎，到2008年以后表现尤其强势，亚洲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在现代化以及扶贫这两个方面，亚洲还有大量的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数量巨大，很多国家电力供应都成问题，不要说利用可再生能源。比如我去印度和巴基斯坦，三四个小时就会停一次电。中国在亚洲发展中应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讲到环保生态文明，中国其实是在走老路，需要整体改变这种发展的模式，亚洲在这方面也有着巨大的机遇。
最近中央政府也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文件，这个文件里面有8个主要的目标，包含35个小项，里面包含了土地、水、能源、生物多样化等等。我们可以学习丹麦的模式，在2050年实现百分之百地依靠可再生能源。
丹麦外交部全球绿色发展秘书处代理秘书长 莉斯贝思·叶斯帕森：
政府无法单枪匹马地实现绿色增长
全球绿色增长论坛最初由丹麦、韩国、墨西哥等国家共同发起成立，越来越多的成员国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和一些关键性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今年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还和一些私营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推动绿色增长的实现。我们会建立一个网络，共享好的概念和想法，同时会用出版物建立一个平台来分享新的知识，最后我们会促进公私营部门间的合作。
各国政府没有办法单枪匹马地解决所有问题，因此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伙伴来支持我们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走得更远，我们必须要把伙伴关系扩大，我们需要这样的伙伴关系来得到量的提高以及质的提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转变，迈向绿色增长。
p40全球绿色增长论坛(3GF)于2011 年创立，力图作为全球性的平台，通过联合政府、企业、金融、智库、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帮助提出可推广的绿色增长解决方案。图为6月26 日在贵阳举行的全球绿色增长论坛亚洲会议现场。
全球绿色增长论坛(3GF)于2011 年创立，力图作为全球性的平台，通过联合政府、企业、金融、智库、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帮助提出可推广的绿色增长解决方案。图为6月26 日在贵阳举行的全球绿色增长论坛亚洲会议现场。
OECD环境司司长 西蒙·厄普顿：
政府应对使用煤炭征税
绿色增长是务实问题，包括资源的有效性和创新这两个概念，我们必须要通过创新提高资源的效力。创新是日新月异的，对新能源的推动也是非常惊人的。资源的能效和使用效率会提高。2006年时，中国的规划者认为，2020年中国能够生产23GW的风能。但从目前来看，在2020年中国将利用大概200GW～300GW的风能以及100GW的太阳能，所以预测通常是非常保守，因为我们总是低估了创新的力量。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资源并不是特别缺乏，需要政府进行干涉，采取一些措施和产业、创新者一起合作来提高能效。现在大多数的国家，没有对煤炭的使用收税，但煤炭带来的负面代价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对煤炭征税的话，之前认为煤炭很便宜的人现在就会转变观念，因此减少碳排放量，需要政府的政策导向，而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一些国家对碳排放收税。
丹佛斯中国总裁 司徒嘉德：
丹麦也曾依赖化石能源
丹麦在1972年面对能源危机时，曾百分之百依赖化石能源，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完全依赖于可再生能源。这意味着，只要我们愿意，这样的转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我认为我们应当关注能源效益，也就是用更少的能源获得更多的效益。我们需要创新，但其实还有一些提高能源效益的方式触手可及。例如，我们可以帮助上海的商业建筑减少25%的能源消耗。实际上有三分之一的能源在加热与降温的过程中被浪费了，以加热取暖为例，目前在亚洲的一些地区，已经有人展开了区域性供暖的项目，人们利用钢厂的废水供暖，这个项目在4年内就产生了回报。
类似的项目在很多城市都可以展开，但困难在于获取足够的启动资金，我们需要改变关注成本的习惯，这样新的商业模式才有诞生的可能。当然，这也需要政府的推动，例如在丹麦，如果要修建一栋房子，需要设计隔热层才能获得建筑部门的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