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所起的作用不能被高估。随着如此多的颠覆性创新发生得如此之快，传统产业可能难以适应，这往往会导致保护主义并对变革构成阻碍。
上月，我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能源之未来峰会，连续第二年为清洁能源领域成本快速下降以及创新的高速发展所震惊。本次峰会由彭博新能源金融公司主办。据报道，迪拜某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招标人收到了报价不到6美分/千瓦时的投标书；全球对蓄电设施和电动汽车的投资大幅增加；电网层面和消费者层面对需方管理的关注度日渐提升。
这三点均传递出明确的信息：清洁能源很有可能已达到将开始吸引更多投资的临界点。一些评论人士也指出，大好时机已来临：随着对上游石油生产的资本投资因全球油价下跌而大幅缩减，有可能存在正在寻找“安身之所”的大量金融资本。
但可能更令人关注的信息之一来自美国监管部门。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主任迈克尔-皮克指出，鉴于去年一段时期可再生能源供电量占美国供电总量的比重已达到40%，实现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用量占用能总量50%的目标“未必是件难事”。
更有趣的是，在谈及未来某天全球将实现100%使用可再生能源这一目标时，他显得相当放松。他的依据是战略性发电设施将建成并投入运营，所发电力将向邻国输送，发电设施内将配套建设蓄电设施。请注意，我们在此所谈的并不是大型水电项目，其供电量目前占加州供电总量的6%-12%，并且有可能增加。
如果人均能源用量位列世界最高行列的一国的某州或某省认为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是可以做到的，那么这对处于增加电力供应以扩大用电范围并支持经济发展这一过程的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
随着南非太阳能发电和风电价格低于新建燃煤电厂所发电力的价格(不考虑任何额外平衡性成本，也不考虑煤炭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化石燃料对扩大向贫困人口供电不可或缺这一旧观念将日益成为人们辩论的焦点。阿尔-戈尔在本次峰会所做的主旨发言中强调了这一点，他在英国《卫报》上周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也重申了这一点。
有人设想一些国家特别是诸如印度等拥有大量未用电人口的国家有能力完全依靠非水电类可再生能源发电，但对很多国家而言，这一设想将被视为黄粱美梦。不过，随着成本下降势头现已显现，全球碳预算理念(以及随之而来的把三分之二已探明的碳储量留在地下的必要性)得到更多人认可，大趋势可能会发生转变。
在我看来，以下三大挑战将凸现：(1)大力推行能效和节能措施，直至支撑理想生活水平所需的用能量开始大幅下降——能源强度小幅提升是不够的；(2)投资于并采用支持并管理更具多样化的发电源所需的技术和基础设施；(3)提升清洁能源行业取代化石燃料的能力，这很可能要求该行业以比目前高得多的增长率增长。
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对上述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能被高估。随着如此多的颠覆性创新发生得如此之快，传统产业可能难以适应，这往往会导致保护主义并对变革构成阻碍。不过，各国也有机会从20世纪基于由国家垄断的集中电网供电的模式跨越式向模块化、分布式和韧性程度更高的模式转型。
随着在不到二十年内从零到无所不在的移动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一转型已然发生。然而，鉴于未来很难预测且未知的解决方案可能躺在某个角落沉睡，对目前专为应对无力偿债的公用事业、供电缺口以及未体现成本的电价等现有难题而可能在苦苦挣扎的监管者而言，怎样才能合理地推行跨越式转型呢？鉴于世界银行集团大力参与了公用事业改革和电力行业规划，这是一个我和其他同事自问的问题。
我们没有答案，但对我而言，有一点似乎很明确：如果100%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不再是黄粱美梦，那么我们就必须向打算推进跨越式转型并欢迎颠覆性创新的国家提供支持，这样技术创新和成本下降所产生的效益才能惠及最需要此类效益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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