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力争常规水电装机达到3.5亿千瓦，风电2亿千瓦，光伏1亿千瓦，这是《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为可再生能源设定的发展目标。但现实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传统化石能源存在着利益博弈，弃水、弃风、弃光等相伴而生的痼疾也一直难以根治。
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长期依赖的补贴政策也开始松动。今年年初，发改委正式公布了陆上风电上网电价调整结果，将第一类、二类、三类资源区风电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降低2分钱。最近也有消息称，明年光伏电价补贴也会大幅下调，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削弱。
面对重重阻力，如何才能实现未来中国的能源转型目标？
限电利益之争
2月5日，在绿色和平组办的“中德能源转型论坛”上，各路专家学者对中国能源转型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
“我常说为什么弃风限电啊，是因为谁发电谁挣钱，你不让火电发电，火电就挣不了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直言，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存在利益之争。秦海岩表示，在哈密等“三北”地区，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还没怎么发展，火电基地就先建起来了。“如果这样搞下去，结果谈何调整啊？”秦海岩对可再生能源的未来表示担忧。
其实，在西北部一些能源大省，这种不同电源之间的利益之争相当普遍。由于远离用电负荷中心，当地丰富的电力资源难以就近消纳，只能通过外送通道输送到用电大省。但现实是，外送通道建设远远赶不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步伐，这就造成了风电、光伏与传统火电抢通道的问题，如果给火电让位，弃风弃光就不足为奇了。
甚至在不同省份的不同电源之间，这样的利益之争也难以避免。内蒙古电力公司电力调度主任候佑华对华夏能源网研究员吴可仲称，“去年湖南省全省火电告到了能源局，这时我们出台的政策是，大量的要救湖南的火电”，候佑华表示，湖南的火电得救了，意味着四川的水电就得弃水。
为何湖南火电得救了，四川水电却要倒大霉？其实早在2013年，河南也曾上演过类似的戏码。当时，河南在当地火电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仍然不得不按照计划从西北和山西等地购入20多亿千瓦时的电力。表面这种利益之争的背后，折射出的是电力市场长期缺乏统筹兼顾的深层次问题。说白了，就是行政计划调度过度干预市场选择，从而导致资源错配。
电价体系如何设计？
对于中国能源转型面临的困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Hans-Joachim Ziesing博士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消费者对价格是比较敏感的，在中国的体制中如果没有价格信号，你不可能改变任何人的行为方式”。Hans-Joachim Ziesing认为，中国能源要想成功转型，电价必须改变。
“几年前德国对海上风电很便宜，当时觉得很简单就能传输过来，现在我们把海上风电又重新定价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要调整”，谈及中国的电价政策，德国联邦环境署环境规划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处处长Harry Lehmann博士从德国能源转型的案例中给出了自己的看法。Harry Lehmann认为，电价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要适时调整，“我们要找到电价合适的范围，某些行业电价要高，如果这个行业用电过多、负荷过大，就要给出电价的提高信号”。
候佑华表示，前几年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争先上马，核心问题就在于价格引导。“现在光伏也是大家一窝蜂的上，也不考虑需求，它本质上也是一种价格的引导”，候佑华认为，要想成功实现能源转型，就要设计一个合理的电力价格体系。
那么怎样的价格体系才算合理呢？候佑华对笔者表示，至少应该符合三点要求：一是不要造成电源大规模、集中的建设，特别是技术还不是太成熟的一些电源的大规模集中上马，否则会带来很多问题；二是使相关各方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利益预期，但又不能获得暴利；三是要使价格体现出责权利，就是收益越高风险越高的原则，不能只让大家看到收益而看不到风险，这样会使大家建设过程中不理性。
“市场化是解决的主要手段”，候佑华最后强调，只有市场化的价格体系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合理，而且才能够做到责权利对等统一，如果没有这种责权利对等统一的关系，靠人为设定一些价格，解决价格中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是做不到的。
“真正决定能源走向的是能源价格，所以只有市场化的价格体系，才能真正使你的能源体系走到合理的和你想需要的方向上来”，候佑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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