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比光伏网讯: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时，关于积极推动能源生产消费革命的重要讲话，是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全面深刻论述能源安全和能源发展战略，纠正了最近一段时间里的许多错误认识，对于我国的能源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主张“建立多元供应体系，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90多个字把能源生产革命讲得清清楚楚。
中国过去的能源战略措施往往与能源安全脱节，各敲各的锣，各打各的鼓，使能源安全得不到落实。建立能源多元供应体系，主张能源生产发挥各种能源的积极性，目的是让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各项措施都要服务于能源安全的需要。
“能源多元供应”的目的，是立足我国国情，走大力推进煤炭高效利用之路。中国能源资源禀赋是富煤、少油、缺气，正因如此，我国长期以来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近年来虽然一再强调优化能源结构，但要向发达国家学习，走油气为主的能源结构，谈何容易；还有异想天开想要学习西欧国家，走风能、太阳能为主的能源结构，更是困难重重。
十八大之后，有人甚至错误断言，“中国必须革煤炭的命”。特别是6月13日习总书记关于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重要讲话之后，在学习重要讲话时，主管能源生产的官员还是抱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思想，要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来替代化石能源发电，有官员说：“在合理的假设和技术框架下，我们预计，到205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加上核电占全国电力系统比例应达到85%左右，可再生能源成为现实选择。”
我可以想象，到2050年，风电发展到20亿千瓦（注：我国风能资源最大可开发量也就20亿千瓦左右，以往的发电预测2050年风电最大开发量也就是10亿千瓦），太阳能发展到25亿千瓦（注：以往的电力预测2050年太阳能发电最大开发量是6-7亿千瓦，提出国内多元供应后，应当有所减少，而这里反而增加2倍）。但绝不能想象，到2050年，煤电还是现在的10亿千瓦，年运行5000小时，除非发电效率能够在80%-90%以上。
据我所知，欧洲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最多的国家，为了弥补间源性和随机性都把火电做为备用加调峰电源，没有火电厂的配合，风电、太阳能发电难以生存。比如德国，其如今迫不急待需要让人们明白的是：火电其实不是新能源发展的斗争对象和被取代者，相反却是日后新能源最有力的支撑者与受益者。
在中国，那种认为“可以离开燃煤电厂，大量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的观点是对电力工业的规律缺乏认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主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他在能源供给革命中主张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这里包括燃煤电厂，他还提出，“继续建设以电力外送为主的千万千瓦级大型煤电基地，提高煤电准入标准，对达不到节能减排标准的现役机组限期改造升级。”这是在国内外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条件下推出的创新之举。
“能源多元供应”的目的还在于立足我国国情，走大力发展非煤能源之路。
目前世界上对于着力发展什么能源，认识极为分歧。将能源开发的着力点放在哪里，也是国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应该统一为“着力发展非煤能源之路”，这是因为对中国来讲，石油工业，特别是天然气等气体能源的开发、水电开发都要比发达国家晚几十年，需要着力开发；中国的核电才刚刚开始起步，作为未来的接替能源，也需要着力开发。中国目前着力开发石油、天然气、水电和核电都比开发风电、太阳能来得经济合理。当然，风电、太阳能发电也是要发展的，但他们只属于能源多元供应中的两元而已，不再有过去承担替代化石能源的光环。
从中国能源的现实出发，将着力点放在非煤能源是完全正确的。过去认为石油等化石能源马上就要枯竭，美国“页岩气革命”后，人们认识到化石能源资源还很丰富，除了常规化石能源资源外，还有丰富的非常规化石能源；化石能源的污染也是其要消亡的原因，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化石能源的利用可以做到对环境无害。煤炭发电排放的污染物可以少于天然气发电排放的污染物，而且燃煤电厂的成本，可以低于核电和新能源发电，所以利用煤炭、石油、天然气可以使我国的能源价格、电力价格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竞争力。
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欧洲在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至2012年），煤电比重由24.82%上升到26.61%，美国由28.0%上升到39.87%，德国由44.2%上升到46.88%；而燃气发电比重欧洲由23.57%下降到18.63%，英国由44.63%下降到27.69%，德国由13.5%下降到11.46%。说明清洁高效的燃煤发电受到欧洲的欢迎，煤炭、天然气发展使用量的升降取决于能源价格的变化，以及能源价格和电价承受能力。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低电价，靠燃煤发电的低成本来维持，靠发电企业的高负债来承担。中国如果放弃煤电，发电企业的负债已接近极限，必将使电价急剧上涨。中国过去在研究能源发展战略，能源结构调整时，往往忽视能源价格承受能力问题。在制订能源发展战略时，除必须考虑能保证供应，还有用户能承受得起的价格。要知道，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全国最大负荷的德国，目前已成为欧洲电价最高的国家。
能源多元化供应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目前还处于煤炭时代。从20世纪20年代起，世界能源结构从煤炭转向石油、天然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完成了转换；到1959年，世界能源构成中石油、天然气比重已超过煤炭，占50%，进入石油、天然气时代。而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至今仍占70%左右，石油、天然气只占20%上下，说明我国还处于煤炭时代，我们至少比发达国家落后70年，今天想要完成这个转换，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只能一方面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这是中国在能源生产中唯一可行的道路。
(作者系原能源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主张“建立多元供应体系，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90多个字把能源生产革命讲得清清楚楚。
中国过去的能源战略措施往往与能源安全脱节，各敲各的锣，各打各的鼓，使能源安全得不到落实。建立能源多元供应体系，主张能源生产发挥各种能源的积极性，目的是让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各项措施都要服务于能源安全的需要。
“能源多元供应”的目的，是立足我国国情，走大力推进煤炭高效利用之路。中国能源资源禀赋是富煤、少油、缺气，正因如此，我国长期以来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近年来虽然一再强调优化能源结构，但要向发达国家学习，走油气为主的能源结构，谈何容易；还有异想天开想要学习西欧国家，走风能、太阳能为主的能源结构，更是困难重重。
十八大之后，有人甚至错误断言，“中国必须革煤炭的命”。特别是6月13日习总书记关于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重要讲话之后，在学习重要讲话时，主管能源生产的官员还是抱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思想，要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来替代化石能源发电，有官员说：“在合理的假设和技术框架下，我们预计，到205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加上核电占全国电力系统比例应达到85%左右，可再生能源成为现实选择。”
我可以想象，到2050年，风电发展到20亿千瓦（注：我国风能资源最大可开发量也就20亿千瓦左右，以往的发电预测2050年风电最大开发量也就是10亿千瓦），太阳能发展到25亿千瓦（注：以往的电力预测2050年太阳能发电最大开发量是6-7亿千瓦，提出国内多元供应后，应当有所减少，而这里反而增加2倍）。但绝不能想象，到2050年，煤电还是现在的10亿千瓦，年运行5000小时，除非发电效率能够在80%-90%以上。
据我所知，欧洲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最多的国家，为了弥补间源性和随机性都把火电做为备用加调峰电源，没有火电厂的配合，风电、太阳能发电难以生存。比如德国，其如今迫不急待需要让人们明白的是：火电其实不是新能源发展的斗争对象和被取代者，相反却是日后新能源最有力的支撑者与受益者。
在中国，那种认为“可以离开燃煤电厂，大量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的观点是对电力工业的规律缺乏认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主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他在能源供给革命中主张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这里包括燃煤电厂，他还提出，“继续建设以电力外送为主的千万千瓦级大型煤电基地，提高煤电准入标准，对达不到节能减排标准的现役机组限期改造升级。”这是在国内外煤电清洁高效利用条件下推出的创新之举。
“能源多元供应”的目的还在于立足我国国情，走大力发展非煤能源之路。
目前世界上对于着力发展什么能源，认识极为分歧。将能源开发的着力点放在哪里，也是国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应该统一为“着力发展非煤能源之路”，这是因为对中国来讲，石油工业，特别是天然气等气体能源的开发、水电开发都要比发达国家晚几十年，需要着力开发；中国的核电才刚刚开始起步，作为未来的接替能源，也需要着力开发。中国目前着力开发石油、天然气、水电和核电都比开发风电、太阳能来得经济合理。当然，风电、太阳能发电也是要发展的，但他们只属于能源多元供应中的两元而已，不再有过去承担替代化石能源的光环。
从中国能源的现实出发，将着力点放在非煤能源是完全正确的。过去认为石油等化石能源马上就要枯竭，美国“页岩气革命”后，人们认识到化石能源资源还很丰富，除了常规化石能源资源外，还有丰富的非常规化石能源；化石能源的污染也是其要消亡的原因，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化石能源的利用可以做到对环境无害。煤炭发电排放的污染物可以少于天然气发电排放的污染物，而且燃煤电厂的成本，可以低于核电和新能源发电，所以利用煤炭、石油、天然气可以使我国的能源价格、电力价格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的竞争力。
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欧洲在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至2012年），煤电比重由24.82%上升到26.61%，美国由28.0%上升到39.87%，德国由44.2%上升到46.88%；而燃气发电比重欧洲由23.57%下降到18.63%，英国由44.63%下降到27.69%，德国由13.5%下降到11.46%。说明清洁高效的燃煤发电受到欧洲的欢迎，煤炭、天然气发展使用量的升降取决于能源价格的变化，以及能源价格和电价承受能力。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低电价，靠燃煤发电的低成本来维持，靠发电企业的高负债来承担。中国如果放弃煤电，发电企业的负债已接近极限，必将使电价急剧上涨。中国过去在研究能源发展战略，能源结构调整时，往往忽视能源价格承受能力问题。在制订能源发展战略时，除必须考虑能保证供应，还有用户能承受得起的价格。要知道，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全国最大负荷的德国，目前已成为欧洲电价最高的国家。
能源多元化供应的原因还在于,中国目前还处于煤炭时代。从20世纪20年代起，世界能源结构从煤炭转向石油、天然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完成了转换；到1959年，世界能源构成中石油、天然气比重已超过煤炭，占50%，进入石油、天然气时代。而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至今仍占70%左右，石油、天然气只占20%上下，说明我国还处于煤炭时代，我们至少比发达国家落后70年，今天想要完成这个转换，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只能一方面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这是中国在能源生产中唯一可行的道路。
(作者系原能源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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