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比光伏网讯:
我国的核电“大跃进”因为福岛核事故紧急刹车。但是，随着2013年雾霾治理成为焦点，重启内陆核电的呼声又呈抬头之势。在一些报道里，与煤电相比，没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颗粒物等污染物排放的核电似乎是“满足中国能源发展需要、解决中国能源环境污染、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现实的、重要的途径”，甚至有人提出“中国应加速发展核电、再建80个核电站”等。如果再建80个核电站，核电无疑要往内陆发展了。
治理雾霾，去煤化是无可争议的。但我认为，无论从安全性、清洁性还是经济性上来说，核电都不应该是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战略选择，更不应该冒巨大风险发展根本不适于我国国情的内陆核电。
为什么不能选择核电、核电不能往内陆发展？理由有四：
第一，现阶段全世界的技术水平，还未能做到使核电安全可控。在核电发展问题上，国内一直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充斥在各种媒体上。比如“核能是可驾驭和可控制的，核事故是可分析和可认识的，核电站是可以做到安全的”、“我国15台核电机组在近20年时间里保持着良好记录证明是安全和可靠的”等。但是“可以”和“已经”有本质的区别，核能在现阶段之于人类，“可以做到安全”不等于“已经做到安全”，“可分析、可认识”不等于“已分析、已认识”，“可驾驭、可控制”更不等于“已驾驭、已控制”。美国、前苏联和日本的三次重大核事故警示我们：直到目前，人类的核电安全是建立在核电站本身“不出事”的基础上的。尽管技术进步使得核事故发生的概率一降再降，然而一旦天灾人祸导致核电站出了“万一”，最先进的核国家也没什么好办法。与美日俄相比，我国现有核电机组的全部运行记录还不足100堆年（不到全世界的1%），如果就此断言“我国核电是安全、可靠的”，还为时过早。前有苏联切尔诺贝利之鉴，近有日本福岛之鉴，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小概率事件发生后的极其严重后果。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已经过去3年，核污染的范围和程度却在不断超出人们的预料，依然无法彻底控制。因此，对于核能这种足以毁灭人类的特殊资源来说，评估核电工程的风险，不仅要看事故发生的概率，更要看事故发生后的后果。在我国内陆核电问题上，绝不能因为“第几代核电技术发生事故概率已低至XX”而心存任何“小概率事件”的侥幸。
第二，核燃料铀资源短缺和核废料处理是制约我国核电发展的两大瓶颈。中国当前已建和在建总共43台核电机组，已经使我国核燃料天然铀的对外需求度高达85%，远远超过50%这一国际警戒线。大家一直比较关注石油问题，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现在高达56%，大家就认为这么高的依存度已经成了危及国家能源安全的心腹之患，殊不知当前我国铀资源短缺比石油资源短缺还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而且进口铀资源比进口石油的难度还要大。此外，即使核电站不出任何事故，核废料处理目前仍然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一旦发生战争，即使停止发电，核电站所积累的大量核废料，仍然是恐怖分子极好的攻击目标。目前全世界443座核电站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吨高放射性核废料，其致命的放射性污染可持续达10万甚至百万年以上，科学界至今未能找到处理这一污染源的有效方法。发达国家曾试图将核废料储存移到我国和蒙古的沙漠地区，均遭到拒绝。如果核废料在现阶段已经“可控制、可驾驭”，为什么发达国家要转嫁别国呢？一个成熟的清洁能源技术，不仅要看它能产生多少能源，还要看它产生多少危害人类的废弃物，以及人类将花费多大代价来处理这些废弃物。用这个标准审视，现阶段的核电不仅不是清洁能源，反而是最难对付的污染源——核能破坏人类生存的“持久性杀伤力”是任何化石能源所无法企及的。
第三是核电站退役周期漫长且退役成本高昂。核燃料的特殊性，使其与常规电站不同，废弃的核电站如果不进行“退役”处理，遇到海啸、地震等地质灾害，核威胁仍在。所以，核电厂的退役非常麻烦，核电站从停止反应堆到完成“退役”工作，时间跨度可长达10—80年，且退役成本高昂。原来估计一座百万千瓦的核电站退役资金占最初投资的10％—15％，而法国布雷尼力核电站退役金从2001年占最初投资的26％增至2008年的59％，总金额达到了原始预算的20倍。英国政府为核电站准备的退役金从1970年的200万英镑猛增到2011年的537亿英镑。来自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年鉴显示，截至2012年1月，全球共有19个国家的138座核反应堆已被关闭，但到目前为止，只有17座核反应堆的退役工作彻底完成；而未来10年全世界还将有80个民用核反应堆面临关闭。所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说：“数目不断增长的到期核反应堆的退役问题，正成为令全世界担忧的问题”。发达国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搞核电，所以核电退役难题已经在发达国家凸显。我国因为核电刚刚起步，这个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但是退役这个难题不等于就不存在。我们在进行能源结构调整的顶层设计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每种技术选择之后的弊端和代价。考虑到退役难题，核电还具有现在所宣传的“经济性”吗？
第四，欧美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内陆核电运行困难，没有前景。部分专家主张在我国大规模发展内陆核电的理由之一是欧美均建设了很多内陆核电站。然而却不知，欧美内陆核电站正面临着水资源困境。2012年6月4日，欧美科学家联合发表了最新研究报告《核电、火电面临气候变化的风险研究》，指出“在气候变暖趋势下，缺少冷却水正成为欧洲和美国在运核电站的严重约束。2003—2009年的夏季，欧洲和美国的多个内陆核电厂均出现了因为缺少冷却水而被迫停运的状况”，强调“建设核电等新的热电厂时，选址放在海边是应对气候变暖有效的、重要的策略”。欧洲和美国水量充沛尚且出现如此问题，而我国则是严重缺水国家，问题只会更严重。我国人均淡水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近些年旱情范围和程度愈发加大。在内陆建设核电站，必须“万无一失”、“绝对可靠”地保证源源不断的冷却水供应（为火力发电站的数倍）。一旦断水，就可能发生福岛那样的重大核事故，且放射性污染物只能排向附近的江河湖泊，污染关系着几亿人生命安全的水源。在缺水地区，第三代核技术并不比当前依靠电源驱动的第二代核技术更安全。
综合以上四个因素，即人类对核电的技术驾驭水平有限、核资源短缺、核废料难以处理、核电退役周期长且成本昂贵、国外内陆核电实践已经证明没有前景等因素，核电是既不安全、又不清洁、更不经济的能源。中国在中长期顶层设计考虑“去煤化”问题上是绝不能选择核电的。中国在以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尚有极大潜力亟待挖掘，所以在真正安全、清洁、经济的可再生能源“吃干榨净”之前，我们没有理由让核电“绑架”我国的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不能“饮鸩止渴”。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国的核电“大跃进”因为福岛核事故紧急刹车。但是，随着2013年雾霾治理成为焦点，重启内陆核电的呼声又呈抬头之势。在一些报道里，与煤电相比，没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颗粒物等污染物排放的核电似乎是“满足中国能源发展需要、解决中国能源环境污染、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现实的、重要的途径”，甚至有人提出“中国应加速发展核电、再建80个核电站”等。如果再建80个核电站，核电无疑要往内陆发展了。
治理雾霾，去煤化是无可争议的。但我认为，无论从安全性、清洁性还是经济性上来说，核电都不应该是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战略选择，更不应该冒巨大风险发展根本不适于我国国情的内陆核电。
为什么不能选择核电、核电不能往内陆发展？理由有四：
第一，现阶段全世界的技术水平，还未能做到使核电安全可控。在核电发展问题上，国内一直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充斥在各种媒体上。比如“核能是可驾驭和可控制的，核事故是可分析和可认识的，核电站是可以做到安全的”、“我国15台核电机组在近20年时间里保持着良好记录证明是安全和可靠的”等。但是“可以”和“已经”有本质的区别，核能在现阶段之于人类，“可以做到安全”不等于“已经做到安全”，“可分析、可认识”不等于“已分析、已认识”，“可驾驭、可控制”更不等于“已驾驭、已控制”。美国、前苏联和日本的三次重大核事故警示我们：直到目前，人类的核电安全是建立在核电站本身“不出事”的基础上的。尽管技术进步使得核事故发生的概率一降再降，然而一旦天灾人祸导致核电站出了“万一”，最先进的核国家也没什么好办法。与美日俄相比，我国现有核电机组的全部运行记录还不足100堆年（不到全世界的1%），如果就此断言“我国核电是安全、可靠的”，还为时过早。前有苏联切尔诺贝利之鉴，近有日本福岛之鉴，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小概率事件发生后的极其严重后果。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已经过去3年，核污染的范围和程度却在不断超出人们的预料，依然无法彻底控制。因此，对于核能这种足以毁灭人类的特殊资源来说，评估核电工程的风险，不仅要看事故发生的概率，更要看事故发生后的后果。在我国内陆核电问题上，绝不能因为“第几代核电技术发生事故概率已低至XX”而心存任何“小概率事件”的侥幸。
第二，核燃料铀资源短缺和核废料处理是制约我国核电发展的两大瓶颈。中国当前已建和在建总共43台核电机组，已经使我国核燃料天然铀的对外需求度高达85%，远远超过50%这一国际警戒线。大家一直比较关注石油问题，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现在高达56%，大家就认为这么高的依存度已经成了危及国家能源安全的心腹之患，殊不知当前我国铀资源短缺比石油资源短缺还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而且进口铀资源比进口石油的难度还要大。此外，即使核电站不出任何事故，核废料处理目前仍然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一旦发生战争，即使停止发电，核电站所积累的大量核废料，仍然是恐怖分子极好的攻击目标。目前全世界443座核电站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吨高放射性核废料，其致命的放射性污染可持续达10万甚至百万年以上，科学界至今未能找到处理这一污染源的有效方法。发达国家曾试图将核废料储存移到我国和蒙古的沙漠地区，均遭到拒绝。如果核废料在现阶段已经“可控制、可驾驭”，为什么发达国家要转嫁别国呢？一个成熟的清洁能源技术，不仅要看它能产生多少能源，还要看它产生多少危害人类的废弃物，以及人类将花费多大代价来处理这些废弃物。用这个标准审视，现阶段的核电不仅不是清洁能源，反而是最难对付的污染源——核能破坏人类生存的“持久性杀伤力”是任何化石能源所无法企及的。
第三是核电站退役周期漫长且退役成本高昂。核燃料的特殊性，使其与常规电站不同，废弃的核电站如果不进行“退役”处理，遇到海啸、地震等地质灾害，核威胁仍在。所以，核电厂的退役非常麻烦，核电站从停止反应堆到完成“退役”工作，时间跨度可长达10—80年，且退役成本高昂。原来估计一座百万千瓦的核电站退役资金占最初投资的10％—15％，而法国布雷尼力核电站退役金从2001年占最初投资的26％增至2008年的59％，总金额达到了原始预算的20倍。英国政府为核电站准备的退役金从1970年的200万英镑猛增到2011年的537亿英镑。来自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年鉴显示，截至2012年1月，全球共有19个国家的138座核反应堆已被关闭，但到目前为止，只有17座核反应堆的退役工作彻底完成；而未来10年全世界还将有80个民用核反应堆面临关闭。所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说：“数目不断增长的到期核反应堆的退役问题，正成为令全世界担忧的问题”。发达国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搞核电，所以核电退役难题已经在发达国家凸显。我国因为核电刚刚起步，这个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但是退役这个难题不等于就不存在。我们在进行能源结构调整的顶层设计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每种技术选择之后的弊端和代价。考虑到退役难题，核电还具有现在所宣传的“经济性”吗？
第四，欧美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内陆核电运行困难，没有前景。部分专家主张在我国大规模发展内陆核电的理由之一是欧美均建设了很多内陆核电站。然而却不知，欧美内陆核电站正面临着水资源困境。2012年6月4日，欧美科学家联合发表了最新研究报告《核电、火电面临气候变化的风险研究》，指出“在气候变暖趋势下，缺少冷却水正成为欧洲和美国在运核电站的严重约束。2003—2009年的夏季，欧洲和美国的多个内陆核电厂均出现了因为缺少冷却水而被迫停运的状况”，强调“建设核电等新的热电厂时，选址放在海边是应对气候变暖有效的、重要的策略”。欧洲和美国水量充沛尚且出现如此问题，而我国则是严重缺水国家，问题只会更严重。我国人均淡水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近些年旱情范围和程度愈发加大。在内陆建设核电站，必须“万无一失”、“绝对可靠”地保证源源不断的冷却水供应（为火力发电站的数倍）。一旦断水，就可能发生福岛那样的重大核事故，且放射性污染物只能排向附近的江河湖泊，污染关系着几亿人生命安全的水源。在缺水地区，第三代核技术并不比当前依靠电源驱动的第二代核技术更安全。
综合以上四个因素，即人类对核电的技术驾驭水平有限、核资源短缺、核废料难以处理、核电退役周期长且成本昂贵、国外内陆核电实践已经证明没有前景等因素，核电是既不安全、又不清洁、更不经济的能源。中国在中长期顶层设计考虑“去煤化”问题上是绝不能选择核电的。中国在以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尚有极大潜力亟待挖掘，所以在真正安全、清洁、经济的可再生能源“吃干榨净”之前，我们没有理由让核电“绑架”我国的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不能“饮鸩止渴”。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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