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多人相信可再生能源很快就能让我们摆脱化石燃料。不幸的是，事实正好相反。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1971年世界能源中有13.12%来自可再生能源，这也是IEA第一次报告全球数字。2011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实际上有所缩小，为12.99%。最新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到2035年，可再生能源比例将是30.5%。但现实可能性大概仅在14.5%。
太阳能和风能在现有可再生能源格局中几可忽略不计，大概只占0.3%。目前绝大部分可再生能源来自生物，即木头和植物材料—人类最古老的能量源。生物能固然是可再生的，但它既不好，也不可持续。
前工业化时代，燃烧木料导致西欧森林大面积被毁，今天，大量发展中国家也在重蹈这一覆辙。生物能产生的室内空气污染每年要夺走300多万人的生命。类似地，现代能源作物恶化了毁林状况、挤出了农业、推高了食品价格。
世界上可再生能源最密集的地区正是最贫困的地区。非洲有近50%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而经合组织国家只有8%。在欧洲经合组织国家，这一比例为11.8%，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事实是，几百年来人类越来越少地使用可再生能源。1880年，世界能源的94%来自可再生能源。这一比例此后一直在下降。
转向化石燃料的有力趋势带来了诸多好处。与250年前相比，今天平均每个英国人可以获得多50倍的电力、250倍的旅行距离、3.75万倍的光明。收入则增加了20倍。
转向化石燃料还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好处。煤油拯救了鲸鱼（从前，为了供应被认为“可再生”的鲸油用于照明，鲸鱼几乎被捕杀殆尽）。煤炭拯救了欧洲的森林。而电气化让比室外空气污染危险得多的室内污染在发达国家成为了历史。
还有一项常被忽视的环境好处：1910年，美国30%以上的农地被用于生产马匹和骡子所需要的饲料。拖拉机和汽车让农场不再有这项需求（也让城市免受肥料污染）。
当然，化石燃料也有其自身的环境问题。此外，尽管烟囱洗涤装置和汽车催化转换器极大地减少了本地空气污染，但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依然存在。事实上，这正是呼吁世界重回可再生能源的主要理由。
平心而论，风能和太阳能增长迅猛。自1990年以来，风能发电每年增长26%，太阳能更是达到了令人惊叹的48%。但这只是从无到有。1990年，风能占全世界能源之比为0.0038%；现在达到了0.29%。太阳能电力从几乎为零增长至0.04%。
是的，丹麦创出了34%的电力靠风能的纪录。但电力只占丹麦最终能源使用量的18%。
目前欧洲有1%的能源来自风能—比工业化前的水平还要低，当时转动舒缓的风车贡献了2%的能源（船帆也贡献了1%）。英国风能占比纪录出现在1804年，比重为2.5%，是今天水平的近3倍。
此外，在未来数十年中，太阳能和风能的贡献比例不会有太多变化。根据IEA描述的乐观情景—假设世界各国政府将充分兑现其绿色承诺—到2035年，风能将提供全球能源的1.34%，太阳能提供0.42%。203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比例有望增加1.5个百分点左右，达到14.5%。在不现实的乐观假设下，这一比例将增加5个百分点，至17.9%。
因此，我们远没有站在重归可再生能源的门槛上。在美国，1949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产量的9.3%。总统奥巴马的政府预计，到近一个世纪后的2040年，这一比例将略有上升，达到10.8%。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占能源产量的比例从1971年的40%降至今天的11%；到2035年，可能只有9%。
但我们为这些可再生能源投入得太多。在过去12年中，全世界清洁能源投资总量为1.6万亿美元。2020年，增加可再生能源依存度的措施，光是在欧盟每年就将耗费2500亿美元。
目前，西班牙将GDP的1%用于补贴可再生能源，比花在高等教育上的钱还要多。到本世纪末，西班牙的巨大投资将可以让全球变暖停止62小时。
当前绿色能源政策失败的原因很简单：可再生能源太贵了。时不时有人站出来说，可再生能源其实更便宜。但如果可再生能源更便宜的话，它们就不需要补贴，我们也不需要气候政策了。
前美国副总统戈尔的气候顾问汉森（JimHansen）直率地指出：“说可再生能源可以让我们迅速抑制美国、中国、印度或全世界化石燃料用量，和相信存在复活节兔子和牙仙是一样的。”
解决方案是用创新让可再生能源价格降下来。我们需要大量增加研发资金，让下一代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能更便宜、更高效。
以中国为例。尽管中国大手笔投资风能和太阳能，但主要是以补贴价向西方国家出售太阳能面板。风能只占中国能源总量的0.2%，太阳能只占0.01%。
与此同时，中国拥有全世界68%的屋顶太阳能热水器，因为这是一项智能而廉价的技术。它不需要补贴，并且产生的能源比中国太阳能面板加起来还要多50%。
当绿色可再生能源比化石燃料更便宜时，它们就能主宰世界。我们不应该相信牙仙，而应该开始投资绿色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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