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对华光伏产品反倾销初裁在即，在这最后的紧要关头，中欧高层将就光伏和通信设备案展开磋商。不过有消息透露，“不论是光伏还是通信，都只是棋局中的一招。欧盟欲借摩擦案提高要价，直指中国市场体制核心。”在博弈进入尾声的阶段后，欧盟真实意图会逐渐浮出了水面——欧盟方面，停止双反调查的关键博弈点就是“中国对欧盟方面开放银行业”。
在无法证实“消息”的真实性之前，显然业内由此产生的担心是避免不了的：以开放银行业来换取光伏产业，关键是具体怎么开放，可能一不小心“步子就迈大了”。金融是一国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关系着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可以强国，也可以亡国，号称“第二国防”的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所以说，无论将金融系统的核心——银行业的安全放置在多高的地位都不会显得过分。
作为经济界的共识，什么产业都可以先开放，但金融业、银行业还是慢点为好，尤其是在中国现在进行经济调整的紧要当口。
早先学界的观点认为，在金融危机期间，外资银行的存在有助于银行系统的稳定，因为外资银行“允许居民在境内从事资本外逃”。也就是说，当金融危机爆发时，如果境内居民对国内银行的稳定性产生怀疑，他们可以将外汇储蓄存放在本国的外资银行，而不必将外汇转移到境外，这一点有助于储蓄总额的稳定。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其负面影响是可能会推动本国美元化进程。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华外资银行的表现证明它们不一定是金融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因素。比如1997年下半年，在华外资银行在两、三个月内就提前收回外汇贷款5亿多美元。外资银行的本外币资产置换增加了外汇市场的压力，给当时外汇市场的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隐患，不少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银行业对外开放之后又再度收紧审批的过程。中国不能走东南亚国家的老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走得非常好，之前中国在政策上主动回缩了，这才有了中欧光伏谈判上对于银行业开放筹码的讨论。
在面临国际、国内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外资银行的超调反应行为可能会影响金融稳定，增加监管当局风险处置的复杂性。而当今的中国，正恰恰处于一个经济高度敏感的时期，传统行业发展受阻，新增长点的培育需要时间酝酿。而人口红利面临消失的风险，再加上对外贸易中，以欧盟为主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从这些环境来看，国际社会的综合力量，正在对中国崛起施加压力。欧盟此时试图以银行业入主中国，无异于是想提前布局未来可能的“危机收益”。这种意图是需要警惕的。
然而，说到底，如何达到互利共赢才是双方协调的根本目的。未来随着中国国际化趋势的明显，中国银行业全面地开放也是必然的过程。如果抛开阴谋论的角度，欧盟的提案无非是在相关课题上相较于其他国家，更多地得到中方的政策支持。
但是中国的底线很明确，金融市场的安全，不容谈判，在不触及这条底线的情况下，能否兼顾光伏产业和中国经济的未来，也就是所谓协商的核心内容了。
银行业不管如何开放，必然带来的是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从国外经验来看，外资行在适应中国银行业存贷比、资产负债监管规则等方面可能会有一个过程，但这些外资行综合竞争优势强，哪天一开始享受到国民待遇的话，会给国内银行带来巨大的现实冲击。
所以如果对欧盟方面银行业开闸，等于将大量国内优质的客户资源拱手让人。按照过去的经验来看，外资银行的入境，必然带来的是对于相关利益的摊薄，甚至是不等分地摊薄的过程。2002年，因为中资银行无法为客户提供无追索权的保理业务，南京爱立信公司突然凑足巨资提前归还了南京工商银行、交通银行19.9亿元贷款，转而再向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贷回同样数额的巨款，这成为了上述观点最好的佐证。
对于当下的中资银行来说，这些客源质量的下降很要命。呆账坏账的风险会急剧累加，尤其是当下中国银行业，坏账的风险在于地方债务危机，如果让这种风险再累积，很可能在客源抽离的背景下，中资银行要面临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许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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