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春天，江南大地春光明媚，但对尚德集团来说却是无比煎熬，内有创始人施正荣“被辞职”引爆的权力斗争，外有40亿元即将到期的债务压顶。与此同时，其他几家国内知名光伏企业，如英利、赛维和天合光能日子也不比尚德好过多少。尚德集团的内外交困预示着光伏行业多事之秋远未结束，甚至即将迎来生死存亡的冬天。
但是，不管光伏行业前途多么扑朔迷离，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对于光伏行业的拯救。例如，赛维是江西省第二大纳税人，围绕赛维江西省已布局了预期1500亿元的产值，而且引入了100多家光伏上下游企业，后期规划产能达到5000亿。如果这家企业破产了，不仅威胁到数万人就业和250亿元的债务（主要是国内银行贷款），而且据测算，破产将导致企业所在地新余市的经济将倒退10年。尚德所在的江苏省更是我国的光伏大省，以尚德为核心全省布局了600多家光伏企业，从业人员超过12万。因此，欧洲、美国去年“双反”导致出口基本停顿后，我国拉开了拯救光伏行业的序幕。例如，国开行内部圈定“六大六小”重点支持企业，其中就包括问题严重的尚德和塞维；在分布式发电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国家能源局依然出台了国内消化产能的扶持政策；地方政府更是不遗余力，银行贷款免息、延期和支持比比皆是，而新余市政府更是不惜将塞维到期债务纳入财政预算来帮助这家民营企业渡过难关。
2005年各地大干快上搞光伏，很难想象短短7年时间就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命运。从国际看，光伏在新能源产业序列中发展和应用并不是十分顺利，除了环保外，无法在短期内克服成本劣势。因此，国际上对于新能源产业的扶持在于前期研发和终端发电企业以及广大的光电用户的补贴，前者解决社会资本不愿意进入新技术研发的问题，后者在于适度缩减光电能源应用相比传统能源在成本上的绝对劣势，以便为长期内降低边际生产成本，并为获得推广和市场认可赢得时间和空间。二者结合是产业激励的可行路径，同时不失对市场规律的尊重。
但是，我们的支持集中在中端光伏生产设备（组件）制造的补贴，补贴的对象是微观生产企业，形式是为生产企业提供土地、税收、贷款优惠。目前，国内在建或拟建的光伏产业园大概有100家，全国600个城市中约一半的城市计划发展光伏产业。2004年，我国光伏产业还默默无闻，如今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太阳能面板生产国，占据了欧盟市场80%、全球市场的65%，总体产能已经达到全球需求的两倍。
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对中端制造企业的补贴，而不愿意在前端研发和末端消费上补贴，就在于中端补贴可以在短期内成就巨大的资本形成，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就业扩大和税基规模，而在前端和末端的补贴则没有这样的短期效应。但是，这种扶持模式对企业来说却提供了不当的激励，不利于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和培育核心竞争力，相反却激励了企业利用政府提供的低廉生产要素和信用背书去追求产能，甘当新能源产业链条上低端生产者角色。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需求锐减的情况下，本是收缩产能、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但光伏产业却凭借地方政府的低要素成本支持而逆市增长，这不仅埋下了“双反”的伏笔，而且造成光伏彻底绑架政府的局面。
光伏之困折射的不仅是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困境，也是我国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的困境，进一步讲也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困境。光伏产业案例表明，我国新型产业发展依旧在走“老路”。在外需萎缩和国内消费填补条件不具备时，尽管这一模式之弊尽显无遗，却“大而不倒”，被绑架的政府为寻求短期增长而试图将问题掩盖，不仅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而且增加了未来解决问题的成本。在这种易产生道德风险的模式下，双方只追求短期利益，而可持续增长和市场秩序形成却渐行渐远。相比之下，“次贷”危机后，美国之所以不惜挫伤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华尔街，通过企业倒闭和经济下降来规范人们行为方面的漏洞，立足点就是对公平市场秩序的维护和政府行为的规范。
上世纪90年代，在传统制造业全面开放并向现代制造业转变的过程中，我国并没有在获得竞争优势，而将自己完全钉在了国际分工链条上低端的十字架上，根本原因就在政府行为不当破坏了市场秩序。而值得警惕的是，在我国致力于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和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问题并没有避免，反而变本加厉。“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在环境承载、要素成本和外需空间已经不容许的情况下，转变政府行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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