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办法
苏维利认为，要想真正启动中国国内的光伏应用市场，有两个关键问题一定要明确，一是光伏电力的收购比例，二是电价的执行年限。
在他看来，这两点是锁住中国光伏行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两个问题不明确，“企业没办法清晰地预测投资一个项目的回报，收益也不安全，因此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模式。”苏维利认为，对于光伏这样一个由政策主导才能发展的行业来说，政府还应该承担起科学设计、合理分配与疏导行业资金流的责任来，而不能仅依靠产业链上下游之间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让渡和调整。
“如果形不成一个商业模式，是没人愿意投资的。中国一定要让光伏应用的推广市场化、商业化、法制化。”苏维利表示，天华阳光之所以不敢过多持有国内电站资产，就是因为上述原因，投资的账算不过来。
不仅投资者算不过来账，这也正是银行不愿意给国内光伏电站贷款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金融机构的参与，对于光伏电站项目这样的资金密集型投资而言，又怎么可能不出现资金流问题？”苏维利认为，光伏电站投资乃至光伏行业要想恢复良性的现金流，必然需要金融机构的参与，需要更多的金融工具，乃至创新的金融手段。但前提是，要让市场中的不确定因素明朗化、透明化。
前述业内专家告诉本刊记者，除了电力体制牵扯不清的因素外，可再生能源补贴之所以出现目前“源头缺水”的局面，还在于事先设计不足，没有人想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会如此之快，因此补贴资金的准备上有些不足。
问题因此回到了原点，钱从哪里来？
在这位专家看来，过去数年，中国光伏产业过度依赖海外市场，内需消纳较少，因此对补贴的需求不多。而现在，据他估计，即使目前可再生能源附加电费能够全部足额征收上来，也只能勉强满足当年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之用。“随着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快速发展，资金不足已成为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最大障碍。除了《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办法外，恐怕还得另想办法予以解决。”
可再生能源的补贴资金压力，对于欧洲等可再生能源发达地区同样存在。有欧洲经济学家建议，由传统化石能源来承担这部分成本，比如对燃烧化石燃料的电厂征收碳税或实行购买碳交易额许可制度来筹集补贴资金，可能是较为彻底地解决可再生能源发展资金的有效办法之一。
赞同这一建议的人认为，逐步淘汰煤炭等化石能源是未来能源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通过为碳定价，可以有效测算可再生能源的价值，可以让市场来决定哪种可再生能源最符合成本效益，这比让政府来定价要有效得多。
多数学者认为，至少不应该再由民众来承担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而应该由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来负担。这样做，不但可以减少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价值落差，还能有效促进传统化石能源与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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