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已过，批评者认为官方若能够早点打开国内市场，则今天的产业震荡本可避免。但温和派认为，应该给行业管理者一些时间。
坏规则形成了
倘若没有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参与，即便宏观调控失灵，也并不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企业家自行承担投资损失，本是市场经济规律。正是地方政府的介入，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地方政府的把关，本应成为阻止新能源进一步疯长的“关卡”。事实上，他们不仅没有把握好第二次自我救赎的机会，反而让本已错失调控的新能源在一种坏游戏规则作用下，狂飙至疯狂。
开发区首先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为争抢赛维LDK，合肥高新区领导带领招商人员亲自赶到赛维常务副总裁入住的苏州酒店再三说服，并提出多项优惠条件，作为合肥市“1号工业项目”。据媒体公开报道，赛维落户合肥，“厂房、设备几乎没有自己掏钱”。
在无锡，当地政府甚至曾提出要“再造一个尚德”的目标。“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表，说再给我们几百亩地再造一个五万人的工厂，简直开玩笑。”尚德一位高管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给多少钱都不能干。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各地为了争夺明星企业，一些企业家甚至也被追捧到了一到当地就提出“只见省长书记”的地步。
地方政府的这种“支持”新兴产业的方式，与新能源企业形成了一种实质上的“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在早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扶持作用，全球各国都对新兴产业进行了政府扶持。问题在于，一旦越过了“扶持”和“干预”之间的红线，政府过度参与到微观经济，甚至企业运营，后果则不堪设想。
“逐利是商人的本性，本无所谓善恶，这种游戏规则使商人‘恶’的基因被放大了。”中国机械工业集团辉伦太阳能公司市场总监袁全说，当商人不需要为其贪婪和欲望承担责任时，为什么不干呢？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参与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王勃华因为拒绝参加了好几个地方政府邀请的新能源项目评审会，而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就是劝，不要再上了，但劝住了市长，说请你再帮忙说服下我们书记。”王勃华说。
清华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希良说，中央政府鼓励新能源是为了解决能源结构问题，而地方政府管经济的模式注定其更关注GDP和税收，且招商引资的项目资金都由地方自己解决，“上面更难以左右”。
江苏镇江市国资委副主任谭俊浩将其总结为：中央政府没有调控到位，地方政府与市场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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