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阳光透过北方地产大厦12楼的玻璃窗，将天华阳光位于北京的中国大区总部照得异常亮堂，多了几分与时下寒冬凛冽所不同的温暖气息。
“目前光伏制造业进入了冬天，但由此带来的成熟竞争对于整个产业却意味着发展的春天。”坐在记者对面的董事长苏维利对光伏的前景信心十足。相较于其他光伏制造企业的艰难求生，天华阳光在终端电站开发和运营领域做得风生水起，而这归功于资本与产业相结合的商业创新模式，“我们在努力成为光伏业的万科”。
在他看来，在未来的三到五年，技术革新将带来新一轮的行业发展高潮，中国光伏业应从简单的加工制造销售向投资、服务以及商业资源国际化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做的就是以稳定、细化的政策来优化投资环境，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和效益性。
爆发式十年：产能增长千倍
“光伏作为新能源的一个重要领域，很好地浓缩了中国三十年经济增长的特点。正是由于投资的拉动，才有了十年间光伏单企业产能从3兆瓦到3吉瓦的千倍增长。”在此间摸爬滚打了11年的苏维利如是评价说。
2001年，苏维利牵线英利和天威保变，以国有和民营联合的股份制合作关系，三方合资成立了天威英利，由此进入了光伏这一行业。怀揣1.57亿的注册资金，天威英利提出年产3兆瓦多晶硅电池及应用系统的项目目标，而这代表了当时行业内的最高规模。
接下来的一年国家启动离网应用，光伏产业迎来了一轮发展的机会。2002年发改委推出西部五省份无电乡通电工程，投资将近20亿给每家每户建自用电的小太阳能电站。但这一次利好并未持续太久，由于多种原因，2003年被终止。
中国的光伏产业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无比寒冷的冬天。“2003年的冬天要比今天寒冷十倍。那时候国内外一点应用都没有，看不到方向，公司相继倒闭，英利两个月没发工资，再没有订单光伏业就要消失了。”对于那场噩梦，苏维利记忆犹新。
2004年5月，翻身的机会出现，英利拿到了来自德国的第一份订单。2002年德国制定可再生能源法案，经过两年的酝酿，德国市场开始正式启动，订单纷至沓来，产品供不应求，尚德、英利等企业就此开始扩产能、谋上市，之后的五年间光伏业出现疯狂增长。
“当时海外开发一个项目，就会有不下于三家银行和基金主动找上门给项目做投资，自然就造成了光伏热。”在他看来，这与光伏的四大标志性属性不无关系。第一，清洁能源概念，这是全球共同的热点话题。第二，对G D P的拉动，光伏涉及资金额巨大，动辄销售就可上百亿，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挡不住的诱惑。第三，出口创汇。第四，造富效应，施正荣的首富概念刺激了众多民营企业家蜂拥到这一行业。
2009年金融危机的出现让光伏的辉煌戛然而止。投资疲软、信贷流动性不强，导致欧洲光伏市场萎缩，再加之国内产能过剩，光伏制造业步入了寒冬。
“从制造端而言没有什么技术门槛，无论是尚德还是英利，都是从美日德购买设备然后获得技术，自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出现产能过剩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苏维利认为，正是由于这样的冬天，才使得企业开始认真思考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务，就产业发展周期而言，光伏制造业进入了成熟竞争期。而新一轮的竞争将带来更广的应用和更低的成本，这对于整个中国光伏产业而言是春天的到来。
光伏万科梦：资本联姻产业
“左边是产业竞争带来的成本空间，右边是中国金融资本的支持，这些都将是天华阳光在未来开拓市场的动力。”苏维利向记者描绘了其“光伏万科”的路线图。
事实上，这一商业模式的尝试从2005年就开始了。当时他从英利退出，创立了天华阳光国际有限公司，从事光伏产品的国际贸易并进入欧洲光伏电站终端市场的开发。
“光伏是一个能源行业，是一个以投资为基础的行业，如果解决不了投资问题，就没有这个行业，所以我这七年就坚持怎么解决终端电站投资问题。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去海外做电站投资是比较新鲜的，把制造业的标签撕了下来，改变了中国企业在国际业务中的形象，而且这种光伏电力投资的模式给外国人带去了实际的利益，更容易让他们接受。所以通过资本和产业相结合的业务模式，既输出了资本和产品，同时也输出了文化。”苏维利分析称。
基于这样的思考，天华阳光将公司战略定位为，引领中国优质服务向海外光伏终端市场迈进，协同中国资本向海外终端市场输出，用全新的商业模式推动中国光伏制造业向终端市场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专门在旧金山和卢森堡分别建立了北美和欧洲项目投融资中心，组成了具有光伏背景和金融背景的专业化投融资团队，为各个地区的光伏项目提供当地的融资服务，使投资者的资本金投入形成最佳投融资组合，从而大大降低投资风险。
2009年，苏维利回国到银行和企业游说，将中国的金融资本引到海外光伏市场。“新能源是一个良性资产，在欧洲都是10%以上的收益，而且还有国家保证，可以说是二级国债，这对于亟须消化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是不错的投资选择。”
在近两年其他企业受行业拖累处于生死挣扎之时，天华阳光反而成为光伏产品成本不断下降的直接受益者，利用全球资本运营模式，相继斩获国内外大型光伏电站项目大单。今年6月份，凭借稳定收益的电站项目、与国内光伏企业的合作，争取到了国际资本，顺利地完成了智利项目的融资，获得300兆瓦光伏电站的开发权。在日本20多个地方也开始了光伏电站的运营建设。单个项目投资额分别达到6亿日元以上。此外，10月份还获得了国开行的百亿授信。
“在技术创新方面，天华主要着眼于项目设计和系统运营效率的提高，而不是单个电池片的效率，就如同盖楼一样，比如楼盖成什么样子，怎么维护更科学，最终形成我们的经验。”苏维利介绍说。
据了解，目前天华阳光已在欧洲、亚洲、北美等十余个国家设立了控股子公司。
政策需细化：优化投资环境
新一轮技术革命渐行渐近，目前日本和美国的光伏技术已日渐完善成熟。
“现在中国的技术路线是有局限的，即使成本降到极限，在中国永远无法达到平价。不到三五年，美日的技术规模化生产将对继续采用旧技术的中国光伏产业产生摧古拉朽的冲击力。”苏维利判断，在未来的三到五年，技术革新将带来新一轮的行业发展高潮。
他认为，中国光伏业应从简单的加工制造销售向投资、服务以及商业资源国际化转变，发挥新能源创新驱动中国经济的作用。而政府要做的是站在更高层面上对行业、企业进行指导，而不是为濒临倒闭的企业买单。
“国内应用启动、海外资本输出，这两个是政府应该思考的核心问题。目前国内政策不够稳定和细化。比如，对于电量的收购没有明确规定，与国外的全额收购不同，国内的实际情况是电网公司每个月给发电企业下发通知，确定下月收购的电量。这些都使得投资收益无法保证。”苏维利建议，政府应建立投资可循环的政策体系。
他还大胆设想建立专门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资金。与其地方政府给企业电价、土地、税收补贴，倒不如给金融补贴。以国内一个省为例，地方政府可以采取建立金融产品的方式，联合当地可再生能源企业、耗能污染企业共同设立光伏发展基金，专项投资光伏电站项目建设。在持股比例中，政府完全可以做到量力而行，如在30亿资金规模的盘子里持股10%，依据当前国内电站项目收益率6%-8%、海外电站项目12%-15%的行情，该基金年平均收益率可达10%以上。政府不仅充分发挥政府指导职能的作用，也形成了当地环保型企业与污耗性企业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这样的操作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产品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资源全球领域配置的过程。目前来看，不仅项目的商业化运作具有可行性，而且建立政府引导基金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成立的。”苏维利称。
“目前光伏制造业进入了冬天，但由此带来的成熟竞争对于整个产业却意味着发展的春天。”坐在记者对面的董事长苏维利对光伏的前景信心十足。相较于其他光伏制造企业的艰难求生，天华阳光在终端电站开发和运营领域做得风生水起，而这归功于资本与产业相结合的商业创新模式，“我们在努力成为光伏业的万科”。
在他看来，在未来的三到五年，技术革新将带来新一轮的行业发展高潮，中国光伏业应从简单的加工制造销售向投资、服务以及商业资源国际化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做的就是以稳定、细化的政策来优化投资环境，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和效益性。
爆发式十年：产能增长千倍
“光伏作为新能源的一个重要领域，很好地浓缩了中国三十年经济增长的特点。正是由于投资的拉动，才有了十年间光伏单企业产能从3兆瓦到3吉瓦的千倍增长。”在此间摸爬滚打了11年的苏维利如是评价说。
2001年，苏维利牵线英利和天威保变，以国有和民营联合的股份制合作关系，三方合资成立了天威英利，由此进入了光伏这一行业。怀揣1.57亿的注册资金，天威英利提出年产3兆瓦多晶硅电池及应用系统的项目目标，而这代表了当时行业内的最高规模。
接下来的一年国家启动离网应用，光伏产业迎来了一轮发展的机会。2002年发改委推出西部五省份无电乡通电工程，投资将近20亿给每家每户建自用电的小太阳能电站。但这一次利好并未持续太久，由于多种原因，2003年被终止。
中国的光伏产业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无比寒冷的冬天。“2003年的冬天要比今天寒冷十倍。那时候国内外一点应用都没有，看不到方向，公司相继倒闭，英利两个月没发工资，再没有订单光伏业就要消失了。”对于那场噩梦，苏维利记忆犹新。
2004年5月，翻身的机会出现，英利拿到了来自德国的第一份订单。2002年德国制定可再生能源法案，经过两年的酝酿，德国市场开始正式启动，订单纷至沓来，产品供不应求，尚德、英利等企业就此开始扩产能、谋上市，之后的五年间光伏业出现疯狂增长。
“当时海外开发一个项目，就会有不下于三家银行和基金主动找上门给项目做投资，自然就造成了光伏热。”在他看来，这与光伏的四大标志性属性不无关系。第一，清洁能源概念，这是全球共同的热点话题。第二，对G D P的拉动，光伏涉及资金额巨大，动辄销售就可上百亿，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挡不住的诱惑。第三，出口创汇。第四，造富效应，施正荣的首富概念刺激了众多民营企业家蜂拥到这一行业。
2009年金融危机的出现让光伏的辉煌戛然而止。投资疲软、信贷流动性不强，导致欧洲光伏市场萎缩，再加之国内产能过剩，光伏制造业步入了寒冬。
“从制造端而言没有什么技术门槛，无论是尚德还是英利，都是从美日德购买设备然后获得技术，自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出现产能过剩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苏维利认为，正是由于这样的冬天，才使得企业开始认真思考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务，就产业发展周期而言，光伏制造业进入了成熟竞争期。而新一轮的竞争将带来更广的应用和更低的成本，这对于整个中国光伏产业而言是春天的到来。
光伏万科梦：资本联姻产业
“左边是产业竞争带来的成本空间，右边是中国金融资本的支持，这些都将是天华阳光在未来开拓市场的动力。”苏维利向记者描绘了其“光伏万科”的路线图。
事实上，这一商业模式的尝试从2005年就开始了。当时他从英利退出，创立了天华阳光国际有限公司，从事光伏产品的国际贸易并进入欧洲光伏电站终端市场的开发。
“光伏是一个能源行业，是一个以投资为基础的行业，如果解决不了投资问题，就没有这个行业，所以我这七年就坚持怎么解决终端电站投资问题。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去海外做电站投资是比较新鲜的，把制造业的标签撕了下来，改变了中国企业在国际业务中的形象，而且这种光伏电力投资的模式给外国人带去了实际的利益，更容易让他们接受。所以通过资本和产业相结合的业务模式，既输出了资本和产品，同时也输出了文化。”苏维利分析称。
基于这样的思考，天华阳光将公司战略定位为，引领中国优质服务向海外光伏终端市场迈进，协同中国资本向海外终端市场输出，用全新的商业模式推动中国光伏制造业向终端市场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专门在旧金山和卢森堡分别建立了北美和欧洲项目投融资中心，组成了具有光伏背景和金融背景的专业化投融资团队，为各个地区的光伏项目提供当地的融资服务，使投资者的资本金投入形成最佳投融资组合，从而大大降低投资风险。
2009年，苏维利回国到银行和企业游说，将中国的金融资本引到海外光伏市场。“新能源是一个良性资产，在欧洲都是10%以上的收益，而且还有国家保证，可以说是二级国债，这对于亟须消化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是不错的投资选择。”
在近两年其他企业受行业拖累处于生死挣扎之时，天华阳光反而成为光伏产品成本不断下降的直接受益者，利用全球资本运营模式，相继斩获国内外大型光伏电站项目大单。今年6月份，凭借稳定收益的电站项目、与国内光伏企业的合作，争取到了国际资本，顺利地完成了智利项目的融资，获得300兆瓦光伏电站的开发权。在日本20多个地方也开始了光伏电站的运营建设。单个项目投资额分别达到6亿日元以上。此外，10月份还获得了国开行的百亿授信。
“在技术创新方面，天华主要着眼于项目设计和系统运营效率的提高，而不是单个电池片的效率，就如同盖楼一样，比如楼盖成什么样子，怎么维护更科学，最终形成我们的经验。”苏维利介绍说。
据了解，目前天华阳光已在欧洲、亚洲、北美等十余个国家设立了控股子公司。
政策需细化：优化投资环境
新一轮技术革命渐行渐近，目前日本和美国的光伏技术已日渐完善成熟。
“现在中国的技术路线是有局限的，即使成本降到极限，在中国永远无法达到平价。不到三五年，美日的技术规模化生产将对继续采用旧技术的中国光伏产业产生摧古拉朽的冲击力。”苏维利判断，在未来的三到五年，技术革新将带来新一轮的行业发展高潮。
他认为，中国光伏业应从简单的加工制造销售向投资、服务以及商业资源国际化转变，发挥新能源创新驱动中国经济的作用。而政府要做的是站在更高层面上对行业、企业进行指导，而不是为濒临倒闭的企业买单。
“国内应用启动、海外资本输出，这两个是政府应该思考的核心问题。目前国内政策不够稳定和细化。比如，对于电量的收购没有明确规定，与国外的全额收购不同，国内的实际情况是电网公司每个月给发电企业下发通知，确定下月收购的电量。这些都使得投资收益无法保证。”苏维利建议，政府应建立投资可循环的政策体系。
他还大胆设想建立专门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资金。与其地方政府给企业电价、土地、税收补贴，倒不如给金融补贴。以国内一个省为例，地方政府可以采取建立金融产品的方式，联合当地可再生能源企业、耗能污染企业共同设立光伏发展基金，专项投资光伏电站项目建设。在持股比例中，政府完全可以做到量力而行，如在30亿资金规模的盘子里持股10%，依据当前国内电站项目收益率6%-8%、海外电站项目12%-15%的行情，该基金年平均收益率可达10%以上。政府不仅充分发挥政府指导职能的作用，也形成了当地环保型企业与污耗性企业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这样的操作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产品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资源全球领域配置的过程。目前来看，不仅项目的商业化运作具有可行性，而且建立政府引导基金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成立的。”苏维利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