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之因
急于为GDP贴上绿色标签的地方政府，是这场光伏长征的推波助澜者：有18个省份号称要打造“新能源基地”，近百个城市宣布要把新能源作为支柱产业。正如同过去互联网泡沫时代的故事一样，“即使没有技术，有银行贷款也能发展；即使连银行贷款都没有，有政府支持也能发展；即使全部都没有，摆着这么大的市场，也能发展。”一位频繁遭遇地方政府招商部门“打扰”的光伏企业高层无不揶揄地说。
与地方政府的热情相比，决策层却显得过于沉寂。以至于一位国内著名光伏企业的高管向编辑抱怨说，“高层没有真的把太阳能作为战略性产业，太阳能在高层也没有代言人。”
这或许是所有光伏企业共同的抱怨，但对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光伏企业却正产生根本性分歧。在去年3月敦煌10MW电站的招标争夺战中，英利0.69元的地板价无形中将光伏行业划分成了两大派，一方希冀以低价让决策层意识到光伏发电的价值，同时也树立后来者进入的门槛；一方认为获得更高的政府补贴才有利于行业的发展。这给原本就人力紧张—国家能源局中负责有关光伏产业的不超过10人—的决策层带来巨大的迷惑，到底哪个路线才是刚刚好？
低价路线的拥趸认为，即使国家给予补贴，也应以低价启动市场。因为靠补贴来赚取高额利润会引发资本蜂拥而至。他们笃信，市场里的大玩家必须牺牲短期利润树立高门槛，这个市场才会有更持续的发展；但更多人的逻辑却是，既然政府要给予补贴，那何不获取更多的补贴以激发企业进入这一新兴行业的积极性？在这一派别中，聚集了那些对“新能源”光环背后的大量政府资金虎视眈眈的新进入者。
后者看起来更占上风。如同互联网热潮在初期的浮躁，大多数从业者已不把自己定位于制造业，而成为专业的游说人。加之光伏行业去年推出的“金太阳工程”、“太阳能屋顶”、“光伏产业示范基地”分属财政部、建设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等多部门，光伏企业更喜欢在项目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使得整个行业更为浮躁。
“现在中国政府在发展新能源的问题上陷入了巨大的彷徨之中。”泛达国际投资中国顾问马林告诉编辑，“企业聪明的做法应该是自己去协商出一个发展办法，而非继续互相攻击，各自为政。”不过这几无可能。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曾试图建立一个光伏产业联盟，但他沮丧地发现一些企业并不买账。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的尝试，也因在会长人选问题上的争议而出师不利。
不过，决策层或许更乐见到这种局面。因为确定价格意味着短时间内要拿出巨额资金补贴，但越晚推出，支付的就越少—三年前光伏发电成本是4元，而现在则仅为1元多。更现实的因素，对于情况复杂的中国来说，西安与深圳的光照差异已经与德国和西班牙类似，出台一个统一的“普惠性”的上网电价并不能解决问题。
而一旦定价过高，一场光伏电站的大竞赛将就此拉开。殷鉴不远，2004年，西班牙启动了高额的电价补贴政策，照搬德国发展太阳能光伏的模式，在短时间内过度建设，让其在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太阳能市场，同时导致了各种产业问题。在2009年初，西班牙政府又踩了“急刹车”，大幅度强制降低光伏市场规模，导致巨大的产业震荡。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启动很小心，中国很可能会重蹈西班牙的覆辙。”美国应用材料公司首席技术官麦克·斯普林特告诉编辑，作为光伏产业的上游设备供应商，他希望看到中国能够迅速启动光伏市场。但如果一个市场迅速兴起后又迅速萎靡，这种波动对下游厂商来说即使可以接受，但传递到上游设备商那里就会成为惊涛骇浪。他更愿意看到一个平稳起步，长期发展的中国光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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