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曹妃甸论坛于10月16召开开幕式。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工业化。出席论坛的有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兄弟省市的代表、国际组织、友好省州市的代表，以及各界友好人士、著名专家和知名企业家等各界嘉宾。
主题：首届曹妃甸论坛第一次全体会议--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工业化
时间：2009年10月16日
地点：渤海国际会议中心贝壳大厅
论坛特邀嘉宾、英国前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发表演讲：
主席先生、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以可持续发展、新能源、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为主题的论坛，特别让我荣幸的是，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当时英国的劳工社会党任职的政府也是率先承认了中国。现在贸易、金融和气候的革命要以社会平等和公平为基础，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和城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一个政客，从这个角度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可持续发展对气候变化和贸易有哪些影响。我想跟大家谈一谈我们城市的未来和可持续城市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确保经济发展效率和社会的公平。不管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国家之间已经没有了界限，也不受意识形态的的区分。
谈到可持续的城市，我觉得大规模的城市化是现在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联合国的一个报告称“城市消耗了全世界自然资源的75%，产生了75%的废品，50%的人住在城市里，而100年前只有15%的人住在城市里。1950年83个城市有100万以上人口，现在有400多个城市，而166个这样的城市在中国”。明天很多的城市可能都是大型城市或者超大型城市，而一个个大型城市都占据了城市的大部分，我们必须找到新的方式来规划和建设管理我们的城镇、城市和地区，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全世界，人们都认识到可持续和成功的城市就是在现在变化巨大的全球经济当中竞争的最大希望，我们要节约基本的资源，包括能源、水和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
随着财富的增长，对住房的需求和对机动车的需求也会增长。我们不仅在受到排放的污染，而且堵车也给我们增加了污染。1997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我看到的是有很多的自行车，而现在北京的路上已经看不到什么自行车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城市都非常依赖机动车辆，而公共交通系统和环境深受其害。所以英国政府有一个十年的交通计划值3600亿美元，重点是发展公共交通体系，我们给私家车设置堵车费，这也减少了30%的堵车情况。我做英国副首相的时候，要求进行两个研究，一个是城市环境对健康的影响，一个是气候变化对可持续发展经济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报告看到，城市的环境带来了两种影响。一个就是在城市当中任何情况都更加糟糕，二是更系统的问题。城市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聚集了更多的热量，比乡村要高1到6度。世界卫生组织称“每年15万的人都死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疾病，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更贫穷的地区”。像禽流感这样的传染病也在影响着城市，城市正在吸收资源、排除废物，他们应该被看为是生态的系统。他们不仅要衡量环境的足迹，而且还要衡量碳足迹，创造可持续的城市，就意味着他们要可持续的使用资源，要有一个全面的城市规划，要理解公民、服务、交通和健康之间的关系，这可以更好地利用资金和资源。而很明显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而且是一个经济、金融问题，最终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要很明确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都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气候变化是城市和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威胁。很明确我们要采取行动，而由尼古拉斯丹爵士写的第二个报告告诉我们气候变化的科学已经是毋庸置疑的，而他的分析和结果就表明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并不是反增长的，而是可以促进增长。当然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决策，到2050年世界经济会是现在的4到5倍，而碳的排放要减少到现在的3/4，所以说低碳的城市，不管是新城市，还是老城市，都需要全面的、新的方法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然，我们在城市的生活未来还会依赖于国家和全球层面的环境和金融政策。所以温家宝总理和布莱尔首相签署了《中英合作协议》，进行可持续城市合作。这是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合作。在英国过去的工业发展犯了很多错误，我们污染了很多城市，要借鉴过去错误的教训，要让我们的城市更绿色、更安全、更可持续，使得我们的矿更加安全。
双边的发展对技术的转让、对全世界的经济都很重要，也可以给公民带来利益。所以，我觉得这个论坛是非常合适的，我们要避免气候变化最糟糕的后果，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全国和全世界层面的行动。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继续排放温室气体，那么后果对于我们的地球是灾难性的，对于人类也是灾难性的。我们要基于科学做出正确的决定，要开始全球的行动，这在10年之前《京都议定书》已经采取了措施。1997年我是《京都议定书》的欧洲谈判员，47个发达国家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基于1990年的基础。在之后的10年里，有一些曾经成功的案例失败了，当然美国人也在改变他们的想法。《京都议定书》是第一个全球减排指标，哥本哈根会议以《京都议定书》为基础。
可持续的城市需要发展更加有效的能源，而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能源和石油的生产以及经济增长。在2030年化石燃料会提供80%的一次能源需求，石油还是占主导地位，而煤炭也会是产生碳气体的一个主要来源。当然这种后果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是不一样的，在发展中国家相对来说能源的需求会更大，而相比发达国家他们的发展还不够快。这些问题都给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的要求。
随着财富的增长需要更多的汽车，消耗更多的能源，世界上2/3的能源都消耗在城市。哥本哈根会议迫在眉睫，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是有科学根据的，而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也凸显出来。大家都已经接受了碳的排放水平必须减少，到2050年必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0%，气温的增长不能超过2度。我们要增长经济，同时也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欧盟有一个目标就是到2020年减少排放20%到30%，2050年减少80%，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是不利的，也不可能有一个全球的共识，因为最终发展中国家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他们必然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我们需要让发达国家负担更大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占到了全世界人口的2/3，他们不应该承担太多的责任。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模式，而不是欧盟的指标，我希望有一个以千兆的单位来衡量碳。
从人均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人均排放很大，而中国、北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很低。我们要重视平等和社会公平，让那些污染排放最严重的国家来承担最大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未来继续增长经济，就可持续发展我们在哥本哈根会议上需要达成一致。所以，我觉得用人均排放为指标来解决问题是更加切合实际的。
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在讨论，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达成一致，这是非常重要的。像8国集团、20国集团都非常重要，但是如果美国和中国不能达成一致，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哥本哈根会议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也不可能增长财富。这是现实，我们要找到一个公正的、合适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完全有理由要求发展和繁荣，这就会带来更多的排放，我们需要一个全球的共识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原则就是共同担有区别的责任，公平的来讲，这必须成为我们共同承认的原则，必须意识到各国的发展模式不一样，和谐的概念对中国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国际的谈判也是至关重要的。
温总理跟我说过，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这就是可持续最好的定义，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环境发展的模式。温总理在“十一五”计划当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地区平衡，在东部产生的财富必须让西部人民共享。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承担由发达国家所带来的气候变化的后果。当然，在12月份哥本哈根会议上我们不可能就所有的细节都达成一致，但是我们也不能让哥本哈根会议成为一个借口，让人们不能达成一致。
历史告诉我们，在19世纪发达国家他们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工业化发展，在20世纪他们大规模地消费，而在21世纪我们应该大规模地可持续发展。现在世界面临两大挑战，我们如果解决不了这两大挑战，那么任何的经济和政治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这就是我们的主要挑战。我们要和平、要应对气候变化，这是互相关联的。哥本哈根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们必须要为自己、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更好的地球。确实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需要我们的胆识和领导力，但是我们有义务给下一代留下一个更美好的城市和更美好的地球。我希望我们的论坛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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