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跟党中央,跳出电力体系,拥抱新经济。
在我们集体躺平之前
近期许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光伏人在“集体躺平”,大家都认为:近期一两年行业不会好,未来五年十年也看不到爆发点。
多做多错,不如躺平。
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不妨看看伟人面临困境时是如何破局的。
一百年前,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他说:“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对今天的光伏行业来说,这也是首要问题:近五年间,我们至少有一半的努力,方向都是错的。
纵观人类历史,能源变革从来都不只改变能源行业本身,而是覆盖科技、经济、政治、民生等方方面面。
连科学家评定文明等级,都是以可掌握能源的多寡作为唯一标准。可以说能源约等于生产力。
我们光伏企业也都非常清楚,光伏在海外各国承担的都是什么职能:能源安全、拉动GDP、无电区供电……
但在中国,大部分光伏人寄望的出路,都只在电力体系,本质是要期望电网自发变革来适应新能源的发展。
认不清自身,认不清敌人,也认不清朋友。
怎么搞能源革命?
先放结论:
- 不要对电网心存幻想,光伏需要在电力体系之外,建立或融入新的发展体系。
- 紧紧拥抱新能源最坚实可靠的盟友——党中央。
作为一个行业观察者和记录者,我近五年看到党中央许多的政策与新能源的发展不谋而合,说明高层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是有很明确规划的,所需的,是中国光伏企业提供一份系统而详细的“自荐信”。
为什么光伏要跳出电力体系
电网、部委、党中央所思所想
先说电网,不要心存幻想,电网不是新能源的盟友。
光伏和电网的关系,是在《可再生能源法》、“碳中和”目标推出后被“绑”在一起的,但当能源变革逐步走向深水区,双方必然会发生“冲突”。
电网欢迎大基地扩大管理规模(正面),与新能源共同承担绿电减排工作(中性),但对新能源的不稳定性带来的挑战与灵活特性削弱了电网的管理(负面)。
当新能源在新型电力系统中真正占主导时:
- 我们是否还需要电网?
- 电网是否会发生形态变化?
- 管理难度极具上升后,电网监管调度会更严格还是更开放?
新能源对电网中的改革进取者来说是创新、是机遇,而且未来为新型电力体系重构的新电网也可能更强大,但对大部分普通电网人员来说,新能源给电网带来的大多是负面的:增加工作量与削弱决策权。
再谈谈各部委。
能源局、工信部、发改委等主管部门,更多的是推动光伏产业自身的健康发展,或者是能源体系的建设,在这方面,它们不仅是坚实盟友,更是在产业发展初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它们受职能所限,对光伏产业的扶持也多仅限于能源领域。
所以在过去几年的“内卷”之中,各部委大多通过“高门槛”、“强约束”的方式,通过管理的方式让产业更健康(详细可参见我2024年初的报告),但难以解决最关键的“大市场”。
要真正摆脱“马尔萨斯陷阱”,避免恶性厮杀的同时,也避免极致僵化,只有把市场做大。
接下俩,只需很简单的逻辑推导就能得出:能真正让市场做大的是谁?
党中央。
一直被我们忽略的最强力量。
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为什么党中央是光伏的天然盟友,又为何光伏是党中央的最佳辅助。
一封“自荐信”:
从制造问题到成为答案
谈到解决行业内卷,几乎没有人想到借助党中央的力量:一是不敢想,二是光伏产业1500GW的产能,让国家解决销路,是不可能的。
一个行业亏损,不成为中央支持它的理由。
那我们能否换个思路呢?党中央天然是新能源最强的政治盟友,因为新能源是中国目前少数能够同时回答经济、政治、社会、国防和全球发展问题的关键行业。
中央与部委、电网和地方政府不同,它不只计算某一张资产负债表,而必须考虑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的能源安全、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产业竞争和国际空间。
光伏必须在这个更大的价值体系中证明自己的价值,才有可能“下一步触及电网利益”的,否则电网利益边界就永远是光伏的天花板。
所以我们不是向党中央证明行业有多困难,而是证明新能源能够帮助国家解决什么。
我们来梳理一下党中央面临哪些挑战:
第一 新旧动能转换:把有效需求不足变成新的发展目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国内需求不足列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对此最常见的理解,是居民消费不足、企业投资意愿不足。
但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新的发展目标还没有形成。
中央政府很早就意识到新发展目标的重要性,早在2018年1月,国务院批复《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山东成为首个国家级综合试验区。
新旧动能转换是发展经济学概念,指通过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替代传统动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向质量增长型、内涵增长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其实质是增长向发展转换,核心机制包括价格机制向价值机制转换、经济规模向规模经济转换等,理论基础为对称平衡论。
看着很复杂,但核心就一句话:新发展目标。
我之前在《越努力,越失败:光伏内卷背后的集体行动困境与政府治理路径》中提到了马斯克提太空光伏目标让中国光伏估值涨了3000亿的例子,在中美“G2”新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在AI、芯片领域追赶的同时,也要学会如何把这些关键要素组合起来,形成新经济。
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许多领域主要承担跟随者和生产者角色。欧美提出产品、生活方式和市场规则,中国把它做出来,并且做得更快、更便宜。今天,中国在光伏、储能、电动汽车和部分智能制造领域已经走到全球前列。前面没有成熟答案可以照抄,继续等待别人提出需求,只会让领先的制造能力重新回到价格竞争。
这里存在一个极大的误区:全社会对新能源在新旧动能转换工作的定位,大多是“新酒装旧瓶”,对各种新要素很感兴趣,但对于新的模式、体系缺少整体规划。
讲这么多“新”字,如果还一味做“旧”的事,那和慈禧“马拉火车”一样荒唐。
而在组合新要素方面,没有比从新能源入手更合适的了。
历史上的能源变革,从来不只是替换一种燃料。煤炭和蒸汽机创造了工厂、铁路和现代工业城市;石油、电力和内燃机创造了汽车、航空、流水线生产和大众消费。新能源和智能制造真正可能创造的,也不只是更多绿电,而是一套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碳中和,也不是光伏的天花板。
我们应该围绕光伏清洁、便捷、低廉的特性思考:任何地区和场景,有足够便宜、稳定的电后,可以做什么?
可以为中国带来的新发展目标:1、增强居民电力消费改善生活体验,中国相比美国还有三倍的增长空间;2、无电场景电气化升级;3、新能源+智能制造与应用带来的新经济。
光伏、储能和智能制造可以共同推动零碳工厂、智能农业、数据中心、电动交通、工业热泵、海水淡化、绿色化工、冷链物流、分布式社区能源和新型城市基础设施。每一个新场景都会形成设备、工程、软件、金融、运维和服务需求。
用足够多的能源,转化为衣食住行;提出目标,唤醒企业的热情。
这就是新目标的意义。
第二 从增量中解决分配,用安全感解决中国式焦虑
中国面临收入差距、就业压力、人口老龄化和公共服务负担。如果只在既有财富中做剧烈切分,企业家、资本和人才会改变投资与资产安排;如果只等待增长自然惠及底层,新增财富又可能继续集中。
相对可行的道路,是一方面完善税收、社保和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创造新的、能够被公共制度分享的财富增量。
新能源加智能制造可能提供这部分增量,尤其是在西部。
但路径绝不是“在荒漠里铺满光伏板”这么简单。完整链条至少有七步:
第一,把西部的阳光、风、土地和区位转化为长期能源资产,而不是一次性土地收入。
第二,建设电网、储能、水资源和交通体系,把波动电力变成可以支撑生产的稳定能源。
第三,用低成本绿电吸引材料、绿色化工、算力、农产品加工、冷链、装备制造等真实负荷,而不是再复制一批光伏工厂。
第四,让当地劳动者进入建设、制造、运维和服务环节,获得工资和技能,而不是只在建设期提供临时劳动。
第五,让地方国企、村集体、公共基金或者居民通过合适机制持有部分能源与园区资产,获得长期收益,而不是只有开发商获得现金流。
第六,把新增税收和公共收益用于教育、医疗、养老、交通和住房,使能源收益变成居民可以感受到的公共服务。
第七,通过中央财政转移、生态补偿和全国统一市场,让资源地区、用能地区和全国居民合理分享收益。
这条链条如果能够成立,新能源创造的就不只是GDP,而是工资、资产收益、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的新来源。它可以帮助中国在迈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过程中,把更多新增资源用于托举普通人尤其是低收入人群。
反过来,如果能源资产、并网资源、工业利润和数据权都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西部只承担土地和生态成本,新能源同样会制造新的财富集中。新能源能够创造增量,但增量如何分配,仍然是政治选择和制度设计。
这些动作从,以光伏产业的视角来看,似乎非常遥远,但我要告诉你新疆正在给非常优厚的落户政策、营商政策呢?
第三 从输出产品走向输出新的现代化能力
中国只出口组件、逆变器和电池的模式,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关税、供应链审查、原产地规则和本地制造要求。越是全球领先,越不能长期依靠把产品从中国工厂运到全世界。
但世界并不缺需求。许多国家仍然缺少可靠电力、灌溉、冷链、工业园区、技术人员和现代制造能力。它们不是不想发展,而是旧式工业化高度依赖化石能源进口、巨额基础设施和长期资本,起点太高。
新能源和智能制造提供了另一条路径。
中国可以与当地共同建设光储微电网、零碳园区、农业加工、冷链、水处理、绿色化肥、数字基础设施和自动化生产线,再配套工程、融资、保险、培训、本地制造和长期运维。
这样输出的不是一批设备,而是让一个地区持续创造财富的能力。
而且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任何国家地区,无视地理位置、无视工业基础,快速部署现代化工业的能力。
这既能为中国制造创造新的全球需求,也能增强全球经济韧性。更重要的是,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工业化选择,减少其对单一能源、金融和技术体系的依赖。
我曾以为这些也只是我的超前构想,但近期有报道我们在南美已经用外贸收益租赁了数千平方公里土地,我们已经有企业开始在为非洲设计打造零碳工业园区。
我们现在所缺的,就是将其系统化、批量化,让新能源工业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第四 为国防和国家安全建立新的能源底盘
新能源对国家安全的意义,也不仅是减少石油和天然气进口。
光伏、储能、微电网和智能控制,可以提高边远地区、通信设施、医院、交通节点、工业基地和应急体系的独立供能能力。集中式电网和燃料运输一旦受到极端天气、灾害或者外部冲击,分布式能源可以为关键设施提供另一层保障。
新能源与智能装备结合,还会推动高可靠电池、功率器件、高效电机、能源管理、无人系统和复杂环境自主运行等军民两用能力。它降低的不只是燃料成本,更是国家对长距离补给、单一电网和外部能源的脆弱性。
我们应该思考:有电以后的新型国防是什么样子的?边关7X24小时的机器人与无人机巡逻,遍布海上丝绸之路的后勤补给,还是新型电力化作战体系?
进一步看,新能源还能连接粮食、水、算力和工业安全:电力可以支持灌溉、冷链、海水淡化、绿色化肥、数据中心和关键制造。现代国家安全早已不只是军队安全,而是能源、粮食、水、通信、工业和社会运行能否在冲击下继续维持。
同时在这种中西方对抗的背景下,发展新能源还有一层意义:通过“新能源+AI”带来的工业革命,“拉崩”资本主义制度。
随着新能源、通用AI、自动化的发展,现有的生产关系会落后于生产力。接触新能源后,我才有对“共产主义”的真正认知:当AI真正发展到取代99%的岗位时,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改善分配,绝大多数人,要么饿死,要么爆发革命。
或许数十年后,美国也会变成北欧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五 帮助国民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生活
2035年,我们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只是人均GDP增加。它意味着普通人能够更稳定地获得舒适住房、清洁供暖和制冷、便捷交通、优质医疗教育、数字服务和更有尊严的老年生活。
这些生活都需要更多高质量能源。
如果仍然主要依靠化石能源,提高人均能源使用就会同时受到进口、价格、污染和碳排放约束。新能源提供了一条不同道路:在降低单位能源成本和环境代价的同时,扩大普通人的有效能源使用。
光伏最终的社会价值,不是让每个人看见更多组件,而是让农村家庭用得起取暖和制冷,让小企业承担得起机器和冷库,让医院、学校和养老设施拥有可靠供电,让普通人的生活不再因为能源成本和供应短缺被限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光伏之于未来中国,就不只是“管饱”的一种能源。它更接近粮食、电力、铁路和互联网,是决定全社会生产能力与生活上限的底层条件。
自荐信:
把我们的答案,变成与盟友的共识
现在可以重新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电网不是敌人,但也不是可以依靠其自发意愿的天然盟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等主管部门,是重要的制度力量,但它们只会支持符合国家目标的新能源,不会为行业利润负责。火电是可以通过容量和调节机制转化的伙伴。地方政府既可能成为发展新能源最积极的力量,也可能成为重复建设和风险外溢的制造者。金融机构、制造企业和开发商,同样会按照自己的收益与责任采取行动。
光伏最深厚的社会盟友,是所有需要更便宜、更可靠能源的人;最强的政治盟友,则是党中央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志。
但党中央需要的不是一个等待托底的光伏行业,而是一种能够解决国家问题的新生产力。光伏行业也不能继续只说自己能发电、能减碳、能出口。它必须证明自己能够创造有效需求、改善分配、开发西部、升级工业、增强国防韧性、扩大普通人的发展权,并为全球提供新的现代化道路。
做到这一点,行业的表达方式就要彻底改变。
不要只向党中央报告行业有多困难。要把光伏放进中国未来的发展全局里,证明它如何帮助国家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社会分配、产业升级、区域发展、国家安全和全球合作。
光伏不是因为自己重要,就自然拥有朋友。
当它能够让中央实现国家目标,让地方获得长期发展,让电网获得合理回报,让火电完成角色转换,让企业和居民获得低成本能源,让更多国家拥有现代化能力,它才会形成真正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这才是今天重新讨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意义。
光伏最不应该做的,是继续把自己当成一个等待被救的困难行业。我们的出路,不是让所有人来解决光伏的问题,而是把光伏变成他们正在寻找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