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光伏内卷，如果什么都不做，可能还要延续十二个月以上。
期间被骂得最多的，是企业和地方政府。
无非是骂他们最政治正确，也最没有后果。企业家与地方政府主官不可能下场还嘴。
许多人抱着审判的态度：你们光伏企业赚钱时疯狂扩产，亏损后又期待政策托底。
凭什么？
而几乎所有人，包括企业家、协会在内，都小心翼翼地不去提及主管部门乃至更高层级的政府。
对此，老曹不想批判任何人。
老曹只想找到解决办法。
熟悉我的读者应该记得，我在2019年底、2022年都预警过行业危机，也呼吁政府提前做一些约束。
但是危机如期而至。
近一年，许多光伏企业家几乎没了心气，我看到后也不免颓唐。
预警危机又眼看着它发生却无力的滋味，真的很不好受。
但日子总要往前走。
这一次还是想聊聊：为什么光伏必然出现这种危机，为什么汽车、锂电、储能等行业也在出现相似困境，政府为什么应该下场。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教科书级的集体行动困境。
集体行动困境：越努力，越失败
1965年，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理性、自利的个体，即使存在共同利益，也往往不会主动合作。
每一个主体做出看似理性的选择，叠加在一起，最终导向全行业最坏结局。个体努力无法拯救行业，过度竞争只会放大集体损失。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并非单一企业或群体的主观选择，单纯指责企业、地方政府，很难解决根本矛盾。
努力不会带来幸运，更努力带来更大的失败。
这是经济规律而非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意志决定的，所以抨击任何企业或地方政府，其实没有意义。
我入行二十年，接触过大概三百位新能源企业家。大部分人，尤其那些已经“穿上鞋”的龙头企业，并没有天天琢磨怎么消灭同行。
他们更想要的是安全感。
近期网络流行的“长生种”“短生种”的说法，放在中国民营企业身上很形象。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的绝大多数企业还是“短生种”。政策、技术、融资、市场随时可能变化。明天看不清，今天能抓到的规模、现金和份额，就尽量抓住。
“吾日暮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
这是一种伍子胥式的焦虑。
我们诟病中国企业爱打价格战，总觉得企业家格局不够。可企业想的往往不是十年后能不能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而是下一轮淘汰赛里，自己会不会先死。
行业也用二十年教会了他们一句话：
扩产可能死，不扩产死得更早。
一家企业主动减产，订单、现金流、设备折旧、员工和债务压力都由自己承担；减产带来的价格恢复，却由全行业共享。
地方政府也一样。全国都希望去产能，每个地方都希望去掉的是外地企业。银行都知道一些项目没有前途，但停贷后坏账马上暴露，继续贷还能拖一段时间。
所以我一直提出，“行业自律”没有意义。
没有奖惩规则支撑，谁自律，谁出局。
而我本人最担心的，甚至不是价格战继续。
行业最差的情况，是有一天，看似内卷结束了：企业只剩下几家，组件变成“可口可乐式”的低价标准品，却没有可口可乐的品牌溢价。活下来的企业只能靠规模和成本取胜，行业近乎垄断，谁都很难真正赚到钱。
低利润寡头化。
企业数量少了，研发的钱也没了。价格不再暴跌，行业仍然没有未来。
直到被“外敌”入侵。
光伏之乱始于2019年：以前为什么不乱？
奥尔森的理论还有特例补充。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研究过许多草场、森林、渔场和灌溉系统。小范围共同体如果边界清楚，成员长期打交道，分工明确，违规能够被看见，也真有惩罚，自己就能维持秩序。
以前的光伏就是这样。
企业不多，企业家彼此熟悉，大家共同面对补贴退坡、平价压力和国际贸易壁垒。谁把事做得太绝，转一圈还会碰见。
那时候的光伏，是一种熟人社会，甚至可以说是“乡绅式治理”。几位有声望的企业家出来说话，行业多少会听。或者如当年硅料价格跳水后，协鑫的朱共山站出来放弃百亿利润，牺牲自己利益让行业活下去。
但现在不同了。
2021年3月，碳中和目标发布三个月后，我在公司内部开了个会。
彼时我进入光伏十六年，经历过三轮产业周期。我在会上说：
我从来没有这么慌张过。
碳中和的浪太大了。
2019年下半年，光伏进入平价阶段。碳中和又把整个市场的天花板掀开。传统产业转型、地方招商、外部资本叠加在一起，光伏几乎一夜之间从熟人社会变成了大都会。
隆基与通威拉链式协作模式的变化，也始于那个阶段。后面一系列产业协作崩塌，不过是外部形势巨变后的显性结果。
一个拥有万亿元资产、数百万人就业、连接地方财政、金融机构、央国企、电网和全球贸易的产业，不可能继续靠几个老朋友喝茶聊天维持秩序。
小行业靠协作，大行业靠制度。
而我们没有这个制度。
从胡佛到罗斯福：
市场经济带来的大萧条需要政府调控解决
一个行业有秩序，无外乎几种情况：
行业还小，大家必须互相取暖
一两家龙头强到足以制定规则
或者，有一个强力第三方设定边界
放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不可能放任少数资本和民营企业像西方财阀一样控制能源命脉，也不应行业打到只剩几家，再接受一个低利润、低创新的寡头格局。
只能是第三种。
第三方就是政府。
有人一听政府干预经济，就想到统一定价、分配产量、保护落后企业。
政府没有义务给企业保利润。技术路线看错、经营失败、长期没有竞争力，该退出就退出。保护所有企业，最后一定保护到落后产能头上。
政府需要管的是规则。
单纯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是对市场经济的迷信。胡佛政府面对大萧条时迷信过，最后仍然要靠罗斯福新政收拾残局。等危机过去，政府对资本的限制又会让很多人不满。
革命太彻底，就会让人质疑革命的正当性。
人类不感谢罗辑。
这恰恰是写在高中政治课本上的，资本主义必定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
前段时间，美国社会的“斩杀线”概念爆火，登上全球各大顶级政治刊物。
我随后也看到美联储关于美国家庭经济状况的调查。2024年，37%的美国成年人拿不出400美元的紧急开支。
我看到这个数字，头皮发麻。
37%是什么？
1/e。
e是自然常数，也是超越数。1/e约等于36.7879%。
假设一张彩票每次中奖概率是万分之一，连续买一万次，一次都不中的概率是：
（1－1/10000）¹⁰⁰⁰⁰≈1/e。
36.786%。
这是一个“倒霉常数”。
也就是美联储的美国贫困人口比例。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看到了一点天道，它让我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是什么样的。
每家企业可能都没想过坑害民众。银行、保险、医疗、住房、教育，各自按照模型运行，各自追求效率和利润。规则一层一层叠加，最后有那么多人被留在同一条线外。
为什么是这个比例，我自己的分析是高于这个比例，社会动荡不安，低于这个比例，资本赚不到足够利润。
没有谁在密室里开会。
结果所有人都是“共谋”。
资本主义的极致，不一定是某个邪恶资本家控制一切。更可能是所有机构都做了“正确”的选择，普通人却被整个系统牢牢绑定。
中国不能走到那一步。
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为主体。政府过去四十年有意识地克制自身，给市场留下大量空间，成就了今天的中国经济。
现在，很多产业已经走到新阶段，光伏只是其中一个代表。
从摸着美国过河到中国道路自信
有人说，超过三个男人坐在一起，就会随机刷新一个“点子王”和一个“行动哥”。
“点子王”不总是对，偶尔破坏力还很惊人，但他负责提出目标、设计规则、组织生产；“行动哥”执行力强，给个方向，马上开干。
过去四十年，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很多领域扮演“点子王”，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强的“行动哥”。
他们提出需求、标准、商业模式和消费场景，我们把东西做出来，而且越做越快，越做越便宜。
现在，一些领域已经反过来了。
光伏几乎把西方制造业全面挤出主流市场。过去的规则被我们打破，新规则却没有自动出现。中国民营企业很会完成目标，不擅长提出公共目标；很会做产品，不知道怎么给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乃至全世界找路。
马斯克年初谈太空光伏，中国光伏企业的市值涨了约3000亿，我有点怅然若失：为什么技术和落地都要靠中国，我们的估值却这么依赖美国人的一句话？
没有外部目标，最熟悉的动作还是卷价格。
这也是为什么中美双方都不喜欢G2这个概念，却又绕不开彼此：一个“学而不思则罔”，一个“思而不学则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到今天，挑战已经不只是把西方发明的东西做得更好。
还要提出目标，制定规则，优化分配。
这比再扩一百个GW难得多。
同时，新的发展目标的提出与推动，必然是要依赖政府而非民营企业。
近几年杭州政府多受全国人民夸赞，一些地方对拾荒老人、普通劳动者的创新关怀也会迅速传播。大家赞赏的并不只是“没有犯错”，而是有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技术，也包括治理方式、产业规则和发展目标。
中国走到西方前面以后，该自己找路了。
新能源→能源：市场化→双重机制
光伏还有自己的特殊性。
未来70%甚至80%的能源都是新能源时，新能源就不应再叫新能源。
它就是能源。而能源不应该完全市场化。
煤炭、石油、天然气、电网，哪一种主力能源完全脱离国家规划、安全体系和基础设施？光伏从补充能源走向主力能源，天然要接受政府调控和规划。
既然小煤窑可以集中治理，光伏产能为什么就不行？
1500GW光伏每年可以发电约1.8万亿千瓦时，相当于约5.4亿吨标准煤，或1.55亿吨石油当量。
这么多电怎么用？
在国内消纳，还是向外输出？进入零碳工厂、数据中心、交通和建筑，还是去西部形成新的工业增量？如何转化成商品和就业，如何参与新一轮分配？
制造端找不到出口，只能围着有限订单互相砍价。
工信部门推动零碳工厂，能源部门推动农村能源革命，都在往前走。但这些仍然主要是能源政策。
光伏还需要经济政策。
能源、工业、区域、贸易、金融和民生必须有人通盘考虑。否则能源部门造出了便宜的电，经济系统接不住。
有了新能源和智能制造，中国在西部做增量和再分配会容易很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输出电力和现代工业体系，也会让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
印度、土耳其等地的本土产能已经快速做大。等它们的成本接近中国，一些国家有了替代选择，完全可能因为政治因素和能源安全，把中国企业排除在外。
欧洲针对光伏逆变器的新一轮“狙击”，透露的就是这种焦虑。
中国光伏不能只出口组件和逆变器。
电站、储能、电网、金融、运营、人才培养、本地制造，应该一起出去。
借助新能源和智能制造，中国已经有能力向一些缺少现代工业基础的地区“空投现代化”。
只卖组件，太可惜了。
光伏最强的盟友，是中央
年初做个人跨年分享时，我引用了《毛选》第一卷里的那个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光伏最强的盟友，其实是中央。
但我们不能指望任何人给我们解决问题，反过来，光伏行业要证明自己能给国家带来什么价值。
“十五五”涉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乡村振兴、国家安全、区域协调发展、共建“一带一路”、民生福祉和现代产业体系。
西部发展需要低成本能源，乡村振兴需要新的生产资料和集体收入来源，制造业升级需要稳定绿电，发展中国家需要电力和现代工业基础，国家安全需要更分布式、更智能的能源体系。
军队的战时能源安全、装备电力化、边防补给；西部工业、年轻人就业和区域发展；农村能源、低收入人群增收；经济双循环和共建“一带一路”。
光伏在这些地方都是好牌，有些地方甚至是王牌。
中国已经证明，可以把一个产业做到全球第一。
现在要证明，能不能为一个全球第一的产业建立新规则。
汽车、锂电、储能，以及以后更多走到世界前列的中国制造业，都会撞上今天光伏这堵墙。
光伏应该成为中国新型产业治理的典型案例。
现在不是限制新增产能
政府只需要给行业立规矩，就能让其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今天光伏最迫切的问题，是已经建成的存量产能。
这些产能只有两个出口：一部分退出，或者市场迅速做大。
二者不能只选一个。
如果只做产能出清，我们可能把过去二十年建立起来的全球制造优势，一起当成过剩处理掉；如果只扩大市场，需求刚有起色，停下来的产能马上复产，企业又会根据更大的市场预期开始下一轮扩张。
中国先要想办法使用这份世界级产能，再让没有效率、没有质量、没有技术前途的部分退出。
大国政府不可能逐家管理企业。美联储影响经济，最重要的动作是改变资金价格，加息或者降息。它不会替每家公司决定投资多少。
政府只需要管控几件事：
- 对优质产能与优秀企业的鼓励，对相对落后企业进行疏导和退出机制。
- 逐步提高绿电消纳比例与碳排要求。
- 最重要的，是思考绿电与智能化等多种要素结合带来的新型经济。如目前西部经济发展与新能源电力发展息息相关，如何从被动接受新能源转为主动围绕新能源发展新经济。
政府应尽可能的建立明确规则的同时，让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毕竟所谓的“落后”产能，也已经领先全球其它国家太多。掺杂政治因素以后，即使是所谓的落后产能，在印度、土耳其等国扎根后，一样能够在全球市场热销。
同时，建议主管部门逐步提高现有产能的生存底线：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产品碳排放、环保成本、质量可靠性和知识产权。
据此综合评定，每年设定产能指标：如近两年每年允许运行产能700GW，每年动态申报调整，同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整产能。
把化石能源与核电、水电的管理办法拆分出一些适于光伏的办法，没有任何难度。
真正的人民史观
走访二十多个国家之后，我有一个感受：全球普通人底层诉求高度趋同，向往安稳生活、守护家庭；人人有软弱、有理想、会向现实妥协，也不甘被动接受命运。
企业家、地方官员同样都是普通人。
行业陷入困局时，很多人寄希望于某一位企业家主动让利、某一地主动放弃税收就业、某家银行主动暴露坏账。这种期待本质是英雄史观，要求普通人突破生存本能充当 “圣人”，无视客观博弈规律。
人民史观的内核，承认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只会做出自保选择。制度不能建立在所有人主动无私的幻想之上。
应当搭建规则：企业自保之时不必损害全行业根基；地方稳就业的同时不必持续输血僵尸产能；银行处置风险不必无限拖延坏账。 这场行业调整，需要各方协同共建解决方案，而非相互指责批判。
这才是立足现实的人民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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