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被认为是系统纾解可再生能源发展困境的顶层设计。其中最大亮点，就在于明确《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将出台。
“配额制将出台”，国家能源局近几年屡次放话，却几经“难产”;此番再吹风，配额制是否真能落地，值得业界期待。
标杆电价+财政补贴 红利普惠先行企业
此前，标杆电价+财政补贴，是我国现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标准配置。
2005年发布、2009年修正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确定可再生能源的上网电价。此后，国家发改委2009年发出《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首次确定了全国分区域的标杆电价，并制订了各种费用分摊办法、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管理办法等配套政策。以标杆电价+财政补贴为核心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就此形成。
这一体系是“相对完善的”，国内最大风电企业国电龙源一省级公司老总日前如是说。此说法其实代表了业界共识，因为其政策红利的释放使先行一步的业内企业普遍受惠。最显性的外在表现就是，整个“十二五”期间，以风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速度远超人们预期：五年间，风电装机容量和实际发电量年均增长均接近30%，风电晋升国内第三大电源，我国亦成为全球最大风力发电市场和风电装备市场。
黄金五年过去 标配政策不再解渴
然而，政策环境未变，宏观经济大势却变了。
受政策刺激而猛增的风、光电源建设，“十二五”后期就已略显疲态，只不过，当时人们看到的更多是一些地方负荷消纳能力有限、外送通道规划建设滞后等等表象。等到新常态下，全社会用电量锐减的大背景降临，弃风、弃光限电也就不可避免。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黄金五年过去了。”上述省公司老总表示。但一时之间，先行者的脚步尚未放慢，后来人却仍接踵而至，装机增长快和电力消纳难之间的矛盾慢慢地积重难返。随着弃风限电的恶化、财政补贴的捉襟见肘，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区域失衡日渐凸显，一个局部过剩、整体不足的格局形成了。
于是，更深层次的政策适应性问题摆上桌面。显而易见，标杆电价+财政补贴的标配已不再解渴，“要更多政策资源”“要更多财政支持”，业界类似的声音渐渐增多。
职能部门也意识到现行政策的缺陷。按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司相关人士的表述，即其“鼓励的方向是发电侧，鼓励大家拼命建，但没有企业或部门对消纳负担起义务”。产业发展早期，消纳空间充足，矛盾不明显;现阶段消纳矛盾已经不容忽视，“我们觉得配额制到时候了”。
出生先后次序颠倒 对现有利益格局强制介入
新政策系统的设计标配，是配额制+绿证交易;但严格意义上，它俩并非各占半壁江山，而是配额制为主，绿证制配套。
现实中的出生过程却相反，绿证交易制基本“顺产”，配额制极其“难产”。
作为配套机制，绿证交易制于今年2月3日率先出台，7月1日启动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自愿认购;要求半年过渡期后，2018年择机开始强制约束交易。
配额制的推出，却阻力重重、困难多多，曾历经近10年的曲折酝酿，却仍“胎死腹中”。
出生过程先后次序颠倒，分析人士向记者指出，源于绿证交易制度“灵活的交易方式及其带来的较低的履行成本”，使各市场主体更乐于接受;而配额制对现有利益格局的强制介入，尤其是把地方配额完成情况与省级政府政绩考核挂钩，对地方政府、尤其是东部发达省份政府“是致命的”，该分析人士说。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能源与电力经济研究咨询中心主任曾鸣12月8日接受采访时认为，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都集中在西部、北部，而电力负荷中心都在东部地区。实行配额制，“意味着东部地区要强制消纳更多西部过来的绿色电，用电价格就上来了。”这是东部发达省份抵触配额制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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