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可再生能源项目、企业大幅度增加，持续扩大的补贴资金缺口，已经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及可再生能源企业沉重的包袱。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新能源补贴资金累计缺口已达到约600亿元。按照现行的补贴模式，到2020年，补贴资金缺口将扩大到3000亿元以上。
袁家海介绍：“对于这些可再生能源企业，取得绿证的这一部分电(1000度绿电=一个绿证)，相当于放弃了这一部分电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收益。之后，有企业愿意买这个绿证，再取得证书的收益。”
今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三部委联合发布《通知》称，拟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和自愿认购。
6月12日，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向提交申请的华能、华电、中水顾问等企业所属的20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核发了我国首批绿证。2017年7月1日起，绿色电力证书正式开展认购工作。
业内专家指出，目前可再生能源发电不仅有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还包括水力发电、生物质发电技术等，绿证仅核发给风电、光伏发电企业，且不包括分布式光伏发电，主要出于风险防控的考虑。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易跃春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海上风电初始投资大、建设周期长、投资风险较高，执行绿证交易可能给项目收益带来一定波动风险;光热发电刚刚起步，还未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电价政策也处于探索阶段;分布式光伏发电在监管和电量计量上有一定难度，且可能对初期的绿证交易造成一定冲击;生物质发电技术类型较多，且各技术类型电价政策不尽相同，环保监管难度也较大。因此，上述项目均暂不考虑列入绿证核发对象。”
除了风险防控，还有成本、收益、技术等方面的考虑。
袁家海说，此次绿证没有把水电纳入进来，因为水电的发电成本与传统煤电相当，甚至比煤电还低一些，所以对政策的支持并不是很急切。而风电和太阳能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市场，还处于发展初期，成本比较高，需要政策支持。
另外，此次申请核发绿证的绿电必须是机装式光伏项目，且项目是纳入到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里的，并不包括分布式光伏发电。
袁家海表示，以往分布式光伏发电站成本较高，随着技术的成熟成本可以降到0.7元左右一度电。对于分布式光伏发电国家补贴力度较大，每度电0.43元。但如果将分布式光伏发电也放到绿证制度中去，是否有人愿意买他们的绿证呢?这对于分布式光伏发电站来说，还是更愿意拿到较为稳妥的政策补贴。
自愿购买 更像是政策试水
马上要到7月1日了，绿证认购即将开始。
对于即将开始的绿证认购，一位业内专家指出，这次的认购交易更像是一种政策试水，是想看看这种自发的支持，能不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支持力量。
根据《通知》，“鼓励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和个人在全国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和认购平台上自愿认购绿色电力证书”，“根据市场认购情况，自2018年起适时启动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和绿色电力证书强制约束交易”。
袁家海表示，由于是自愿行为，合格的可再生能源企业，拿出了一部分电力，用来参与绿证交易，放弃了拿补贴的机会，试一下用绿证来代替。7月1日，到底能有多少人来买，能不能形成活跃的市场、价格在什么样的水平，现在还不得而知。
另外，按照目前绿证市场的设计，绿色电力证书经认购后不得再次出售。对于认购企业来说意味着除了正常应付的电费，除此之外，还需要拿出一部分钱购买绿证，支持绿电发展。
袁家海举例说明，假如，当认购企业买了很多绿证，可再生能源市场也发展起来，价格随之上涨，认购企业可能想将绿证卖出，但目前情况是购买后不得再次出售。因此，目前来看能够购买绿证的企业更多应该是从企业品牌战略上去考虑，例如，阿里巴巴、百度等希望能在国际上塑造良好形象的企业购买的可能性会多一些。
但如果实施强制绿证的话，绿电需求虽然有保障了，很可能又会给一些企业带来用能成本增长的压力。袁家海说，因此绿证制度还需要市场交易机制，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机制等等条件的完善，
除此之外，若实施强制认购，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认可比较难以推动，因为政策毕竟需要由地方政府来落实。
据袁家海介绍，我国在去年出台了一个约束性不是很强的配额制，即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机制，机制要求到2020年，除专门的非化石能源生产企业外，各发电企业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应达到全部发电量的9%以上。
西部的省份资源条件比较好的省份，例如，甘肃、新疆定的目标可能是13%，都能很好完成。但是对于东部的省份来说，定的目标比较低，例如江苏、广东，很可能是5%至7%，但很可能现在连2%或者3%都难以完成。主要原因是用电体量差距过大，甘肃、新疆等省年用电量可能是七八百亿度，东部大省可能达到三千亿度，虽说比例低，但绝对用电量高。而东部大省，往往因不具备上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优越条件，因此就需要到外省购买。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大，电力需求增长缓慢，且电价去年以来持续下调，供给大于需求，这个时候跨省购买价格相对较高的绿电，对于一些省份来说可能并不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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