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走出去”这个话题，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依然很火爆，不仅有几场分论坛跟此密切相关，而且一些企业家私下讨论也很热烈，并充满信心。
在《民营企业圆桌：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论坛上，商务部前副部长廖晓淇就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意向非常强烈，不管是否已经走出去，都有强烈意向。以前是国企演主角，现在是民企占了绝大多数。
中国企业家的这种强烈意向，跟相关数据也密切吻合，2014年，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140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规模，高于利用外资200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破千亿美元大关，达1028.9亿美元。
2016年，中国境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701.1亿美元。
春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春晖投资”)董事长汪大总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这条路，即使再难也要走下去。发达国家的强大经济，跟它们拥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密切相关。中国像华为这样的跨国公司还太少，至少要有100家以上。
“走出去”是大势所趋，如何降低风险则需要经验的积累。对于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当地文化法律的异同，此前关注者颇多，但具体操作层面的案例，却需要更多的实战经验。
利用好6000万海外华人
汪大总是汽车行业的“老司机”，从事汽车行业近30年，曾担任过上海汽车股份公司副总裁、北京汽车集团总经理，现在则专注于汽车零部件及先进制造业的投资并购及相关咨询服务。
2011年，汪大总创建春晖投资，致力于帮助中国汽车行业“走出去”，过去几年，至少有10多起海外并购经验。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汽车行业是规模经济，必须要“走出去”，而且中国汽车零部件跟欧美等国家相比，技术差距还很大，通过海外并购，是强大自身比较好的途径。
“走出去”过程中，企业如何降低风险？汪大总认为，一是要专注和专业，二是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好中国6000万海外华人的资源，这是中国特有的资源优势。
在并购过程中，汪大总说，他们利用了很多海外华人专家。最近几十年出去的华人中，很多人才四五十岁，不仅素质高，还有很高的专业涵养。比如在美国底特律，有2万多华人从事汽车行业工作，大多是硕士以上学历，在很多公司也是专家。并购中，利用他们来做尽职调查，并进行风险评估，效果不错。并购完后，还可以邀请他们参加管理团队，也为这些人的职业发展提供不错的平台。
除此之外，挑选好的并购对象，尊重对方的管理团队也很重要。立足共赢和做加法，并有互补性，是汪大总并购的重要考量因素。是否有好的技术、好的产品、成熟的客户渠道、好的人才队伍，这四条是重点考察项目。
并购完后，如何对待原有团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技术活。有些企业因为处理不好新公司跟原公司团队的关系，最终功亏一篑。汪大总借鉴邓小平智慧，提出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模式。
比如在东北工业集团收购欧洲德尔福机电一体化项目中，汪大总是参与者之一。并购过程中，以前的员工和团队基本保留，管理和流程也保留，虽然会派一些管理人员过去，会提出一些明确的管理和经营目标，只要完成目标，员工去留就完全尊重个人意愿。
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
企业“走出去”的一些基本原则说起来简单，但具体到个案，考量的因素和细节就更多了。
晶科能源是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太阳能光伏企业，虽然成立时间不过10年左右，但国际化之路却走得很坚决。目前海外业务已经占60%~70%，并有15个海外分公司。
最近两三年，晶科的主要海外项目包括中标墨西哥188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中标阿布扎比1200兆瓦的全球最大单体光伏电站项目，投资1亿美元在马来西亚槟城建光伏电池和组件制造厂。
在博鳌论坛上，第一财经记者问晶科能源副总裁钱晶女士，当初为何会选中马来西亚，她回答说，这当然不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而是考察了全球很多地方之后公司做出的慎重决策。
选择马来西亚而不是泰国、印度、印尼等，原因包括：一是地理位置适中，可以辐射到东南亚地区，也可以辐射到美国和欧洲；二是槟城被称为亚洲的硅谷，它原来的半导体产业非常发达，工业和供应链基础比较好；三是电力保障基础不错，对于电池制造行业来说，电力供应稳定性很重要。
人员素质也是重要考量因素，马来西亚一部分是华人，方便沟通，还有一部分说英文，也是可以沟通的。槟城的员工素质也很高，这里原来就是半导体产业基地，员工在技能上受教育程度和生产技能很高，勤劳程度也比其他东南亚国家好一点。
钱晶还向记者透露，槟城政府的办事效率高，招商力度很大，投资环境友善，当地中国的大使馆和商务部也给予了很大程度帮助。
如今，马来西亚这个工厂的产值，占晶科公司约15%，而且利润率也不错，达到公司当初设立的盈利水平。2016年公司整体的毛利率超过18%，持续几年都维持毛利率行业第一。考虑到国外设厂的风险和管理成本，要保持跟国内接近的盈利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
寻找“组织”
在开拓海外市场过程中，很多企业都强调抱团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抱团，不仅包括国内企业的协同和相互照顾，也包括利用海外很多华人组织、商会，以及政府部门在海外设立的各种办事机构。
民企的优势在于机制灵活、责任明确，发现问题可以及时转头，但劣势是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信息获取不全面。廖晓淇认为，民企与政府应共同努力防范地缘政治风险，政府可以多提供所在国国情信息，做好投资引导工作，投资的风险和责任则需要企业自身承担。
李学海是威特国际董事长兼CEO，同时也是美国百人会理事和美国中国总商会副会长，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利用好这些华人民间组织的丰富资源。
百人会是由贝聿铭等华人精英创立，由商业、科技、公共服务等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人士组成，在促进美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交流起到特殊的促进作用。李学海称，百人会经常会举办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论坛，义务为年轻领导者提供辅导。而像美国中国总商会这样的组织，也聚集了各种法律、会计、科技等领域的专家，可以提供服务和咨询，有些甚至是免费的。目前有1800多家中资企业是其会员单位。
并购升级换代，服务如何跟上
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一批企业就包括家电企业，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演变，TCL集团总裁薄连明有很深的感受，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现在“走出去”目的跟过去不一样，已经从产品输出的1.0时代，进入到品牌输出的2.0阶段。而且投资热点和方向也不一样，过去是为了一个赚钱机会，或一个销售渠道而去国外投资，现在大部分对外投资，是瞄准国外的科技和管理。
薄连明还认为，家电企业的国际化现在到了一个收获期和加速期，TCL的营收已经超过50%来自海外，更多的海外并购还在进行。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对民企来说是很大机会。
汪大总也认为，现在并购环境比过去大大改善了。以前很多国家因为不了解中国，存在偏见，同样的价格，人家不愿意卖给中国。这几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越来越多，政府也减少了很多审批，简化了流程，环境大大改善了，愿意跟中国做生意的越来越多了。
最近因为有些政策的调整，不确定性因素又在增加，国际上非常关注，担心中国会不会走回头路。这个担心，也是博鳌论坛上很多中国企业家的忧虑。有企业家表示，尽管中国一再强调，正常的海外并购不存在结售汇困难，但对外方来说，影响还是很大，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个会批，哪个不会批，政策的不连贯容易导致不确定性，所以又开始变得谨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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