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的产业政策之辩沸沸扬扬，其影响力更是超出了产业政策界或者经济学界，成为大众关心的话题。
中国经济正处于关键时刻，未来的走势如何众说纷纭，公众的结论不算清晰。这场辩论关乎中国经济的重要思路，故值得公众关注。
11月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将举办“关于产业政策问题的讨论”，林毅夫与张维迎都将出席，展开面对面的辩论。我们对此有很高的期许。
现代社会高度复杂，辩论是公众选择的必经程序，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转的必备制度要件。一个议题设置良好、程序设计合理的辩论，有利于真理的呈现，有利于社会的认知进步以及达成共识，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的经济学素养积淀尚浅，从原理层面到实践层面，认知差异鸿沟巨大。这一次辩论，或许能够播撒更多的经济学阳光雨露，如果能够达成若干共识并对实际经济运行具有指导作用，那将更成为佳话。
两位教授之间的思想分歧由来已久，各有其逻辑自洽的体系。其实梳理他们近期的文章，可以发现看上去针锋相对，立场相悖，但实际上，两者对产业政策的界定完全不一样。
张维迎的界定是狭义的，相对更微观，而且把产业政策看作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林毅夫的界定是广义的，相对更宏观，而且把政府看作是有为政府。张维迎认为政府应该做的是为企业提供“法治、社会公平和正义环境”，而这些，被林毅夫某种程度上从宏观上纳入了产业政策。而林毅夫同样也反对政府对企业的错误指导。
这样看来，两人的观点并非针锋相对，算不上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辩论。因此，9日的辩论，首要程序一定是要界定产业政策的涵义，然后再展开。
二人此前的辩论文章含有意识形态化的色彩，有些言论颇为偏激。例如，张维迎强调的思想自由、市场与企业家尽管很重要，但说“政府无论怎么做都做不好”的看法显然有点极端；而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举措95%都做对了，恐怕也值得拷问。
产业政策的辩论应当落到实处。具体来说，双方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重要的产业案例来提出观点并论证，例如典型存在政府作用的高铁产业，如何分析评价？近几年大起大落的光伏行业，如何看待？等等。
此外，引用产业政策的实证研究成果必不可少。严格说来，林、张两位教授都不是研究（狭义上的）产业经济学的，他们对任何一个具体产业的论断，都应当以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支撑。幸而，国内外有大量的关乎各个产业兴衰的实证研究，其中既有单篇论文，也有大部头专著。尽管这些研究结论并不相同，但以实证研究为支撑，显然辩论将会清晰得多。
由于这一辩论主题为产业政策，显然对国内产业政策研究成果的质量有很高的依赖。对中国重大产业政策的实证研究，是需要长期不断深化的。
对企业界来说，感受到产业政策之利的固然不在少数，但更多的恐怕是深感政府乱作为或者手伸得过长之苦。学术界之外的人，很自然会关注这场学术辩论的外溢效应（当然，林毅夫教授从来没有为政府乱作为辩护，这点上他与张维迎教授没有根本性矛盾）。外溢效应尽管不是辩题本身，但也值得辩题参与者，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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