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资源禀赋是富煤缺油少气，因此中国的能源必须以煤为主”，这是近40年以来无人敢质疑的思维定势，至今仍是包括专家在内谈论中国能源问题的出发点。现在它越来越成为阻碍中国实施绿色、生态、低碳发展，实现2030年之前绝对碳减排目标的“理论依据”。但世界能源变化历史和我国最新的统计数据说明，现在是该纠正这个结论的时候了。
“中国能源禀赋是富煤缺油少气”的“论据”是两个统计数据：我国化石能源资源中煤占90%以上，石油和天然气加起来不到9%；中国的人均煤炭资源是世界平均的50%，石油及天然气仅有7%。
按这两个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各种能源的需求毫无关系的相对值判断“禀赋”并决定消费取向，是源于小农经济对谷物生产和消费的理解。“我生产的玉米多，稻、麦较少，我就得吃玉米为主。”而人类进入市场经济、工业经济时代后的能源资源、贸易和消费的规律和历史进程已完全不同。
一、历史证明能源消费趋向与“资源禀赋”无关
世界进入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大工业生产以来，任何国家和地区在什么时候以什么能源为主，是其所处在的工业化和环境污治理发展阶段的需求所决定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煤替代薪柴，是蒸汽机大规模应用所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石油的使用超过煤，是各种内燃机用于车、船、飞机以及石油化工原料所需。1980年代发达国家以天然气逐步替代终端燃煤，是整治环境污染、恢复生态所需。现在的能源向低碳的核能和可再生能源转型则是化石能源使用造成的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倒逼所致。
在市场格局下，资源条件不同的各国都在相应的发展阶段次第经历过上述能源转型。数据显示，一次能源资源分布与中国一样的美国，人均煤资源是中国的几倍，但美国从来没有“以煤为主”。如图显示，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发展的1923年石油产量（红线）就过亿吨，1950年超过煤（黑线）居一次能源首位，尽管发电为主的煤炭耗量还在增长。直到1960年美国石油产量还占世界一半，并且出口。 “有煤无油、气”的德国，除了在二战时期由于盟国的封锁而大力发展煤制油之外，也从不“以煤为主”。在1980年代终端燃料向天然气转型和当前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历史潮流中都走在前列。“煤、油、气皆无”的岛国日本在1980年代终端燃料向天然气转型的历史潮流中，引领了LNG 船运贸易模式的发展，恢复了良好的环境和生态。生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后期的马克思曾经盛赞并预言科技突破和工业化大生产推动的第一、二次能源转型。 “能源禀赋是富煤缺油少气，就必须以煤为主”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事实的。
二、中国的能源禀赋是富煤缺油少气吗？
数据说明，美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同中国一样“富煤缺油少气”。然而除了1970年代至今的几十年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历史上的三次能源转型中，煤、油、天然气都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且出口。在常规油气已逐渐衰减的情况下，大力开发非常规油气使美国2014年油气产量超过沙特阿拉伯，占世界10%，尽管资源量只占世界2.1%，远低于沙特的15.9%。预计美国2016年将重新成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净出口国。
其实“禀赋”一词原意是指人的先天和固有素质，例如体质、智商和情商等，借用于能源并不合适。因为随着地质学和勘探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能源资源的认识和掌握是不断深入的。
中国到底有多少化石能源我们现在并不十分清楚。 2015年5月6日，国土资源部公开发布的2013全国油气资源动态评价成果表明：我国常规油气资源总量丰富。全国常规石油（以下简称“石油”）地质资源量1085亿吨、可采资源量268亿吨，与2007年评价结果相比，分别增长了42％和26％；但迄今的探明程度也只有33％，处于勘探中期。常规天然气（以下简称“天然气”）地质资源量68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40万亿立方米，比2007年分别增长了94％和82％，几乎翻倍，但探明程度只有18％，处于勘探早期。截至2014年底，全国石油和天然气分别累计采出62亿吨、1.5万亿立方米，剩余可采资源量分别为206亿吨、38.5万亿立方米。这些数据表明，最近7年间我们知道的油气资源“家底”分别增加了4成和近1倍。而且今后还有可能进一步大幅度增加。例如，翟光明院士近文指出，与四川地质构造类似的华北平原很可能蕴藏着与四川同样多的油气。换言之，根据远未充分探明的资源数据并不能认定能源“禀赋”。按照这些数据，我国的探明可采资源量石油68亿吨，已多于美国的42亿吨，天然气7.2万亿m3，与美国的8.5万亿m3相当。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更多于美国。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一半，怎么能说是“缺油少气”呢！何况非常规油气资源更为丰富？
三、世界工业革命、能源转型及中国的处境和策略
杰里米·里弗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概括了两次世界工业革命的历史；指出了以可再生能源与互联网相结合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来临。拙著《天然气与中国能源低碳转型战略》一书在第一章中基于大量的历史数据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能源—环境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客观规律，并且回顾了工业化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指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矛盾斗争和统一的客观规律的支配之下，走过200年来的工业革命、能源转型、环境污染和治理的历史进程。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基本上还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我国到1993年还是石油的净出口国。随着1970年代初四川天然气会战的终结而开始、并延续30年的“重油轻气”指导方针，使中国错失了1980年代世界在环境治理的倒逼下为替代终端燃煤而开始大力发展天然气的历史机遇。不仅没有实现“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的宣示，而且为经济增长付出了高污染、严重雾霾、低能效、过渡碳排放的高昂代价。
目前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期的中国，用30多年走过了OECD国家150年工业化前期的历程，而与他们一起站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显然，中国既不能无视已经形成的“三高一低”局面而继续“以煤为主、重油轻气”，也不能亦步亦趋地重复OECD国家走过的路。而必须辨明现状、遵照历史规律，用好“后发优势”，从实际出发，采取“补足和部分跨越”的能源战略。
“补足”就是抓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机遇，补上天然气替代终端燃煤的“历史欠账”。通过推广区域型天然气CHP/CCHP兼协同电网调峰的集成创新模式，收到提高能效、改善环境、消除雾霾、减排CO2、夯实中国持续发展的能源基础等“一石多鸟”之效。“部分跨越”是跨越“石油世纪”后半段，今后交通运输能源和有机化工原料增长的需求不再全都依赖石油，而是通过科技和模式创新、直接实行低碳替代。包括LNGV 替代各种柴油车船，HEV和CNGV替代汽油小车；生物质与部分石油协同作为有机化工原料制车船燃料和化学品（COB/FC）。实施该战略，中国就能在10年后的2025年实现绝对碳减排，30年后与世界低碳转型同步。
四、实现中国梦三大任务倒逼下的能源策略
到本世纪中与世界一起实现能源的低碳转型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梦决不仅仅是GDP数字。体现国民财富和生活水平的还有绿色、低碳发展等“经济—能源—环境”协同的内涵。上述“补足”能源战略要求在稳步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在20年内使天然气占到一次能源的17-20%；耗量2025年达到500bcm/a，2035年达到800bcm/a。只要深化改革，以建设法制社会完善市场机制，迅速扩大以天然气CHP/CCHP为主力的下游市场，并采取以低成本的国产气为主（占70%），进口气为辅（不大于30%）的策略。从资源、技术、装备、资金等方面看，都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部分跨越”战略要求消除体制和机制的障碍，把迄今还是市场自发的L/CNGV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规划、立法、组织和推进，与HEV“新能源汽车”和电力轨道交通等一起，提供新增交通运力所需燃料。把石油对外依存度控制在60%之内；同时大幅度减少车船尾气所致雾霾以及其他污染物排放。若干年后，以生物质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制取的天然气（甲烷CH4）有可能逐步替代化石能源的天然气。这既是中国“部分跨越”石油时代，直接步入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时代的机遇，也是由中国发展阶段与世界能源转型契合所带来的、使中国能够引领世界低碳转型的历史性机遇。
五、破除误导能源战略的“富煤缺油少气论”
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实现绿色、生态、低碳发展，必须破除维护既有利益格局、误导正确能源战略的“富煤缺油少气论”。
1、“中国石油产量到顶” 论。不论主流媒体还是一些资深专家都多次宣称：中国石油年产量2亿吨已是“到顶”，不可能再进一步增加。这些理论至今没有科学的数据依据，都只是泛称“中国地质复杂特殊”、“中国地质构造破碎”等。事实上，上世纪中叶大庆、胜利、延长等一批大油田的自主开发和延续数十年的稳产已经破除了“中国贫油论”。上述国土资源部2015年颁布的数据也不支持“2亿吨到顶论”。不排除67%尚未探明的资源中有不少开采成本较低的资源。此外中国也有丰富的页岩油。中国油企能够投资难开采的委内瑞拉重油、巴西盐下深水油，为什么不能加速国内资源开发？
2、 “中国缺少天然气资源，必须主要依靠进口” 论。这不符合事实。上述国土资源部2015年颁布的常规天然气资源数据已经说明“中国天然气资源多于石油”。何况中国的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由于长期“重油轻气”，近些年才着力勘探开发，所以摸清“家底”和大规模达产都需要时间。据中石油技术经济研究院估计，中国天然气产量高峰期在2045年。只是近期不得不部分依靠进口。
3、 “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成功经验不可复制”论。2014年美国天然气总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半数是页岩气，带动了世界能源“静悄悄的革命”，鼓舞了页岩气资源至少与美国同样丰富的中国。但总有人找各种理由加以否定。加州一个气田资源原估计过高，嗣后宣布数据调整，被夸大为“美国页岩气谎言”。水力压裂作业对浅层地下水可能的影响被说成“遭到普遍反对”。更有人以中国页岩气埋藏深、在山区多、管网建设跟不上等原因，而宣扬“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成功经验不可复制”。中石化涪陵页岩气项目成功的事实足以粉碎这些论调。涪陵页岩气的井深大多在2000-3000米，深于北美大多1000米左右的井深，短短半年单井成本已由1万元降低到6000元左右；钻井、分段压裂等装备也已国产化。井越深对地下水的影响越小。各国国情不同，并不需要“复制”别人做法，也没有必要在崎岖山里全靠高成本管网外输。中国采用就地液化、集装箱多式联运供LNGV燃料模式正在引领世界。
4、“天然气是巴黎香水，太贵、用不起。” 这也不是事实。就国产气来说，国家发改委按照“成本加成法”规定的国产天然气出厂均价到2011年也还只有1.15元/m3；近年来几个成功开发的页岩气项目的成本也只有1.4元/m3左右。进口气价多与油价挂钩；前几年高油价时，土库曼管输气1.74元/m3。部分LNG合同长期协议价较高。此次油价“跳水”后均将回落。新的进口项目价格将趋于合理。只要深化改革、以依法治国替代计划经济的行政审批，消除垄断所致多层交易和层层加价，完全可以国内资源为主（七成），以进口作为补充，使国内天然气价格保持高效利用，相对于终端燃煤有竞争力。
5、“走出去论”和 “留给子孙后代”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特别是在面对近期难以用进口补充国产量的局面时，无疑是必要的；但须遵循市场规律。把国内资源“留给子孙后代”的论调是小农经济思维的伪命题，实际上是不积极扩大国内油气产量的借口。历次能源转型从来都不是因为“枯竭”，而是以科技进步推动的性价比更高的新能源满足新的需求，迫使既有能源退出市场。到本世纪中后叶，气候变化倒逼和科技突破就将使可再生能源超越化石能源而成为占比最大的、廉价而清洁的一次能源了。后代并不需要我们留给他们油气能源，何况他们开发利用任何资源的技术会远比我们这一代高得多。
6、“煤制气”，“零排放煤电”和“清洁煤和可再生能源可以实现低碳”论。近年来中国煤制油、煤制气项目爆发式增长。在建的煤制油项目产有3000 万吨/ 年，煤制气国家规划2020 年是500 亿m3/a, 而实际在建和准备建的产能已达2000 亿m3/a。这些项目的经济可行性研究都是基于低价的煤和高价的石油，并且把环境污染、水资源耗竭和碳排放等代价完全推给社会成本而做出的，是投资者的眼前利益和地方政府的GDP政绩所驱动。从生命周期来分析，“煤制天然气”的碳排放总量是天然气的数倍。
必须指出，发达国家煤电90%用于发电，但占发电总量不到一半。而中国发电用煤只占55%；煤发电总量占比一直在七成以上。“可实现低碳的清洁煤”是指带烟气碳捕集和封存（CCS）的煤电。迄今CCS无论投资还是发电成本都要增加60%，这大大降低了其经济竞争力。2009年IEA曾预计2020年带CCS利用的煤可达10%的前景看来几无可能。上海外高桥三厂煤耗只有275gce/kWh。但是所称的“污染物近零排放，指标低于气电”，是指NOx、SOx等部分指标，碳排放一点也不少。
7、问题归结于沿袭下来的体制和机制导向。“富煤缺油少气论”的思维定势得以延续至今,是由于既有利益格局需要固化的思维模式。既有利益格局并非我们社会制度固有的，而是近30多年来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而对央企、地方政府实行激励、考核、优惠措施的“副产物”： GDP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过大，央企发展目标唯“做大做强”，缺乏对经济和资源利用效益、国际竞争力等的要求；给予金融、资源、垄断地位等多方面优惠却放松监管；以计划经济模式管制市场价格，但定价和许多政策研究却又依靠在央企下属研究机构和智囊等。这是眼前利益遮盖和弱化了国家长远利益的症结。
转变思维定势，遵循经济—能源--环境发展的历史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深化改革，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能源环境新生产力的发展；依法治国，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中国一定能够为实现绿色、低碳、科学发展的中国梦打牢坚实的能源环境基础。
（作者供职于华南理工大学天然气利用研究中心）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601/04/94558.html
“中国能源禀赋是富煤缺油少气”的“论据”是两个统计数据：我国化石能源资源中煤占90%以上，石油和天然气加起来不到9%；中国的人均煤炭资源是世界平均的50%，石油及天然气仅有7%。
按这两个与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各种能源的需求毫无关系的相对值判断“禀赋”并决定消费取向，是源于小农经济对谷物生产和消费的理解。“我生产的玉米多，稻、麦较少，我就得吃玉米为主。”而人类进入市场经济、工业经济时代后的能源资源、贸易和消费的规律和历史进程已完全不同。
一、历史证明能源消费趋向与“资源禀赋”无关
世界进入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大工业生产以来，任何国家和地区在什么时候以什么能源为主，是其所处在的工业化和环境污治理发展阶段的需求所决定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煤替代薪柴，是蒸汽机大规模应用所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石油的使用超过煤，是各种内燃机用于车、船、飞机以及石油化工原料所需。1980年代发达国家以天然气逐步替代终端燃煤，是整治环境污染、恢复生态所需。现在的能源向低碳的核能和可再生能源转型则是化石能源使用造成的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倒逼所致。
在市场格局下，资源条件不同的各国都在相应的发展阶段次第经历过上述能源转型。数据显示，一次能源资源分布与中国一样的美国，人均煤资源是中国的几倍，但美国从来没有“以煤为主”。如图显示，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发展的1923年石油产量（红线）就过亿吨，1950年超过煤（黑线）居一次能源首位，尽管发电为主的煤炭耗量还在增长。直到1960年美国石油产量还占世界一半，并且出口。 “有煤无油、气”的德国，除了在二战时期由于盟国的封锁而大力发展煤制油之外，也从不“以煤为主”。在1980年代终端燃料向天然气转型和当前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历史潮流中都走在前列。“煤、油、气皆无”的岛国日本在1980年代终端燃料向天然气转型的历史潮流中，引领了LNG 船运贸易模式的发展，恢复了良好的环境和生态。生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后期的马克思曾经盛赞并预言科技突破和工业化大生产推动的第一、二次能源转型。 “能源禀赋是富煤缺油少气，就必须以煤为主”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事实的。
二、中国的能源禀赋是富煤缺油少气吗？
数据说明，美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同中国一样“富煤缺油少气”。然而除了1970年代至今的几十年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历史上的三次能源转型中，煤、油、天然气都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且出口。在常规油气已逐渐衰减的情况下，大力开发非常规油气使美国2014年油气产量超过沙特阿拉伯，占世界10%，尽管资源量只占世界2.1%，远低于沙特的15.9%。预计美国2016年将重新成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净出口国。
其实“禀赋”一词原意是指人的先天和固有素质，例如体质、智商和情商等，借用于能源并不合适。因为随着地质学和勘探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能源资源的认识和掌握是不断深入的。
中国到底有多少化石能源我们现在并不十分清楚。 2015年5月6日，国土资源部公开发布的2013全国油气资源动态评价成果表明：我国常规油气资源总量丰富。全国常规石油（以下简称“石油”）地质资源量1085亿吨、可采资源量268亿吨，与2007年评价结果相比，分别增长了42％和26％；但迄今的探明程度也只有33％，处于勘探中期。常规天然气（以下简称“天然气”）地质资源量68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40万亿立方米，比2007年分别增长了94％和82％，几乎翻倍，但探明程度只有18％，处于勘探早期。截至2014年底，全国石油和天然气分别累计采出62亿吨、1.5万亿立方米，剩余可采资源量分别为206亿吨、38.5万亿立方米。这些数据表明，最近7年间我们知道的油气资源“家底”分别增加了4成和近1倍。而且今后还有可能进一步大幅度增加。例如，翟光明院士近文指出，与四川地质构造类似的华北平原很可能蕴藏着与四川同样多的油气。换言之，根据远未充分探明的资源数据并不能认定能源“禀赋”。按照这些数据，我国的探明可采资源量石油68亿吨，已多于美国的42亿吨，天然气7.2万亿m3，与美国的8.5万亿m3相当。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更多于美国。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一半，怎么能说是“缺油少气”呢！何况非常规油气资源更为丰富？
三、世界工业革命、能源转型及中国的处境和策略
杰里米·里弗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概括了两次世界工业革命的历史；指出了以可再生能源与互联网相结合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来临。拙著《天然气与中国能源低碳转型战略》一书在第一章中基于大量的历史数据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能源—环境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客观规律，并且回顾了工业化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指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矛盾斗争和统一的客观规律的支配之下，走过200年来的工业革命、能源转型、环境污染和治理的历史进程。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基本上还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我国到1993年还是石油的净出口国。随着1970年代初四川天然气会战的终结而开始、并延续30年的“重油轻气”指导方针，使中国错失了1980年代世界在环境治理的倒逼下为替代终端燃煤而开始大力发展天然气的历史机遇。不仅没有实现“不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的宣示，而且为经济增长付出了高污染、严重雾霾、低能效、过渡碳排放的高昂代价。
目前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期的中国，用30多年走过了OECD国家150年工业化前期的历程，而与他们一起站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显然，中国既不能无视已经形成的“三高一低”局面而继续“以煤为主、重油轻气”，也不能亦步亦趋地重复OECD国家走过的路。而必须辨明现状、遵照历史规律，用好“后发优势”，从实际出发，采取“补足和部分跨越”的能源战略。
“补足”就是抓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机遇，补上天然气替代终端燃煤的“历史欠账”。通过推广区域型天然气CHP/CCHP兼协同电网调峰的集成创新模式，收到提高能效、改善环境、消除雾霾、减排CO2、夯实中国持续发展的能源基础等“一石多鸟”之效。“部分跨越”是跨越“石油世纪”后半段，今后交通运输能源和有机化工原料增长的需求不再全都依赖石油，而是通过科技和模式创新、直接实行低碳替代。包括LNGV 替代各种柴油车船，HEV和CNGV替代汽油小车；生物质与部分石油协同作为有机化工原料制车船燃料和化学品（COB/FC）。实施该战略，中国就能在10年后的2025年实现绝对碳减排，30年后与世界低碳转型同步。
四、实现中国梦三大任务倒逼下的能源策略
到本世纪中与世界一起实现能源的低碳转型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梦决不仅仅是GDP数字。体现国民财富和生活水平的还有绿色、低碳发展等“经济—能源—环境”协同的内涵。上述“补足”能源战略要求在稳步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在20年内使天然气占到一次能源的17-20%；耗量2025年达到500bcm/a，2035年达到800bcm/a。只要深化改革，以建设法制社会完善市场机制，迅速扩大以天然气CHP/CCHP为主力的下游市场，并采取以低成本的国产气为主（占70%），进口气为辅（不大于30%）的策略。从资源、技术、装备、资金等方面看，都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部分跨越”战略要求消除体制和机制的障碍，把迄今还是市场自发的L/CNGV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规划、立法、组织和推进，与HEV“新能源汽车”和电力轨道交通等一起，提供新增交通运力所需燃料。把石油对外依存度控制在60%之内；同时大幅度减少车船尾气所致雾霾以及其他污染物排放。若干年后，以生物质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制取的天然气（甲烷CH4）有可能逐步替代化石能源的天然气。这既是中国“部分跨越”石油时代，直接步入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时代的机遇，也是由中国发展阶段与世界能源转型契合所带来的、使中国能够引领世界低碳转型的历史性机遇。
五、破除误导能源战略的“富煤缺油少气论”
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实现绿色、生态、低碳发展，必须破除维护既有利益格局、误导正确能源战略的“富煤缺油少气论”。
1、“中国石油产量到顶” 论。不论主流媒体还是一些资深专家都多次宣称：中国石油年产量2亿吨已是“到顶”，不可能再进一步增加。这些理论至今没有科学的数据依据，都只是泛称“中国地质复杂特殊”、“中国地质构造破碎”等。事实上，上世纪中叶大庆、胜利、延长等一批大油田的自主开发和延续数十年的稳产已经破除了“中国贫油论”。上述国土资源部2015年颁布的数据也不支持“2亿吨到顶论”。不排除67%尚未探明的资源中有不少开采成本较低的资源。此外中国也有丰富的页岩油。中国油企能够投资难开采的委内瑞拉重油、巴西盐下深水油，为什么不能加速国内资源开发？
2、 “中国缺少天然气资源，必须主要依靠进口” 论。这不符合事实。上述国土资源部2015年颁布的常规天然气资源数据已经说明“中国天然气资源多于石油”。何况中国的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由于长期“重油轻气”，近些年才着力勘探开发，所以摸清“家底”和大规模达产都需要时间。据中石油技术经济研究院估计，中国天然气产量高峰期在2045年。只是近期不得不部分依靠进口。
3、 “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成功经验不可复制”论。2014年美国天然气总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半数是页岩气，带动了世界能源“静悄悄的革命”，鼓舞了页岩气资源至少与美国同样丰富的中国。但总有人找各种理由加以否定。加州一个气田资源原估计过高，嗣后宣布数据调整，被夸大为“美国页岩气谎言”。水力压裂作业对浅层地下水可能的影响被说成“遭到普遍反对”。更有人以中国页岩气埋藏深、在山区多、管网建设跟不上等原因，而宣扬“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成功经验不可复制”。中石化涪陵页岩气项目成功的事实足以粉碎这些论调。涪陵页岩气的井深大多在2000-3000米，深于北美大多1000米左右的井深，短短半年单井成本已由1万元降低到6000元左右；钻井、分段压裂等装备也已国产化。井越深对地下水的影响越小。各国国情不同，并不需要“复制”别人做法，也没有必要在崎岖山里全靠高成本管网外输。中国采用就地液化、集装箱多式联运供LNGV燃料模式正在引领世界。
4、“天然气是巴黎香水，太贵、用不起。” 这也不是事实。就国产气来说，国家发改委按照“成本加成法”规定的国产天然气出厂均价到2011年也还只有1.15元/m3；近年来几个成功开发的页岩气项目的成本也只有1.4元/m3左右。进口气价多与油价挂钩；前几年高油价时，土库曼管输气1.74元/m3。部分LNG合同长期协议价较高。此次油价“跳水”后均将回落。新的进口项目价格将趋于合理。只要深化改革、以依法治国替代计划经济的行政审批，消除垄断所致多层交易和层层加价，完全可以国内资源为主（七成），以进口作为补充，使国内天然气价格保持高效利用，相对于终端燃煤有竞争力。
5、“走出去论”和 “留给子孙后代”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特别是在面对近期难以用进口补充国产量的局面时，无疑是必要的；但须遵循市场规律。把国内资源“留给子孙后代”的论调是小农经济思维的伪命题，实际上是不积极扩大国内油气产量的借口。历次能源转型从来都不是因为“枯竭”，而是以科技进步推动的性价比更高的新能源满足新的需求，迫使既有能源退出市场。到本世纪中后叶，气候变化倒逼和科技突破就将使可再生能源超越化石能源而成为占比最大的、廉价而清洁的一次能源了。后代并不需要我们留给他们油气能源，何况他们开发利用任何资源的技术会远比我们这一代高得多。
6、“煤制气”，“零排放煤电”和“清洁煤和可再生能源可以实现低碳”论。近年来中国煤制油、煤制气项目爆发式增长。在建的煤制油项目产有3000 万吨/ 年，煤制气国家规划2020 年是500 亿m3/a, 而实际在建和准备建的产能已达2000 亿m3/a。这些项目的经济可行性研究都是基于低价的煤和高价的石油，并且把环境污染、水资源耗竭和碳排放等代价完全推给社会成本而做出的，是投资者的眼前利益和地方政府的GDP政绩所驱动。从生命周期来分析，“煤制天然气”的碳排放总量是天然气的数倍。
必须指出，发达国家煤电90%用于发电，但占发电总量不到一半。而中国发电用煤只占55%；煤发电总量占比一直在七成以上。“可实现低碳的清洁煤”是指带烟气碳捕集和封存（CCS）的煤电。迄今CCS无论投资还是发电成本都要增加60%，这大大降低了其经济竞争力。2009年IEA曾预计2020年带CCS利用的煤可达10%的前景看来几无可能。上海外高桥三厂煤耗只有275gce/kWh。但是所称的“污染物近零排放，指标低于气电”，是指NOx、SOx等部分指标，碳排放一点也不少。
7、问题归结于沿袭下来的体制和机制导向。“富煤缺油少气论”的思维定势得以延续至今,是由于既有利益格局需要固化的思维模式。既有利益格局并非我们社会制度固有的，而是近30多年来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而对央企、地方政府实行激励、考核、优惠措施的“副产物”： GDP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过大，央企发展目标唯“做大做强”，缺乏对经济和资源利用效益、国际竞争力等的要求；给予金融、资源、垄断地位等多方面优惠却放松监管；以计划经济模式管制市场价格，但定价和许多政策研究却又依靠在央企下属研究机构和智囊等。这是眼前利益遮盖和弱化了国家长远利益的症结。
转变思维定势，遵循经济—能源--环境发展的历史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深化改革，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能源环境新生产力的发展；依法治国，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中国一定能够为实现绿色、低碳、科学发展的中国梦打牢坚实的能源环境基础。
（作者供职于华南理工大学天然气利用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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