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需要转型，资金问题是核心之一。实现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所需资金数以万亿美元计，包括用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对新能源的补贴等，投资者对达成目标尤为关键。就我国来看，新能源产业发展方兴未艾，新能源投资仍由政府主导，商业投资在新能源领域仍顾虑重重。
12月19日~22日，北京再次被雾霾侵袭。入冬以来，灰暗的天空已经多次向人们发出警告。
刚刚结束的巴黎气候大会通过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定为控制全球气温和温室气体排放设定了一系列目标，这些目标将促使全球转向更为清洁的能源。大力推广清洁能源，不仅能够落实巴黎协定相关承诺，也是我国解决雾霾困扰的最优途径。
能源需要转型，资金问题是核心之一。路透社援引多方估算报道，实现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所需资金数以万亿美元计，包括用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对新能源的补贴等，投资者对达成目标尤为关键。
就我国来看，新能源产业发展方兴未艾，新能源投资仍由政府主导，商业投资在新能源领域仍顾虑重重。
资本市场的“主力身份”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应对气候变化越来越被视为“经济发展机遇”，而不是“成本”或“负担”。但是无论如何，对很多国家来说清洁能源的利用仍需要极大的转换成本。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解振华在华盛顿参加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表示，中国实现2030年的INDC（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将会在节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发展新能源和调整能源结构等方面投资41万亿元人民币。
“新能源的投资在广义的气候变化资金形式中，属于有良好成本效益的减缓行动投资。”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低碳经济项目负责人李昂告诉记者，“国际上这一部分的投资除了来自企业，也有来自国际机构或者国家主权基金的。”
李昂介绍，覆盖300亿欧元资产的1000位投资者，承诺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衡量资产投资的碳足迹将成为业内的普遍做法。”
截至2015年11月，新兴市场的绿色债券已经达到了380亿美元。智慧风险投资倡议关注全球管理着超过30万亿美元资产的保险行业，这个倡议旨在将全球保险业投资在智慧风险投资（前身为气候智慧投资）领域的资金翻番。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5年，投资这个领域的资金将会达到840亿美元，预计2020年将会进一步增长至4200亿美元。
“去资—投资”行动于2014年成立，呼吁慈善基金会的投资业务“去化石能源化”，最初由17个涵盖约20亿美元资产的基金会发起。环保组织、政商界人士普遍认为，“从现在开始，精明投资者的资金将不再流向化石能源，而是流向更为清洁的能源以及更为可持续的土地利用。”
我国的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理事会与会员单位早在2007年就共同发起设立“新能源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倡议，旨在成为新能源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投资基金主要对未上市新能源企业实行股权投资，并提供经营管理服务。
高投资、慢回流成高门槛
经过简单梳理巴黎气候大会内外值得关注的动向，可以发现巴黎气候协定已释放出积极的市场信号，与减排相关的节能、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投资将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
但是一个项目的投资需求，其焦点常纠结于谁出钱、出多少、钱给谁、怎么给等。不难理解，不管是谁，拿出真金白银都会慎之又慎。
“能源投资前期占用资金量太大，是私营投资商不敢触碰的领地。”安芙兰资本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涂静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安芙兰曾在2013年投资煤层气开发，“一口井最节约的投资成本算下来也需要200万元，而且成本回收需要数年，资源开采量不确定，风险高。”当下火热的页岩气开发，安芙兰则没有参与。
而财力雄厚的IDG资本，则将新能源划入未来值得投资的四大领域之一。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曾结合自身长期创投经验表示，能源行业也是创业投资值得关注的领域。“常规能源越来越少，可替代性能源是我们必须去解决的，空气、水等是大家很关注的事情，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
“能源领域在技术方面风险投资可以进入，但如果大规模去做可能并不适合早期投资，因为这需要大量的钱，创业比较难一点，门槛比较高。”熊晓鸽同样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其实，新能源领域在我国的发展目前还不能仅靠自下而上的投资推动。”李昂认为，在我国，目前阶段公共资金应作为主导投资方起引领作用。“传统的投资方式不适用于新能源投资，新能源需要政府补贴以及政策扶持，让企业和其他投资商看到利益增长点，他们才会受到鼓励，加入其中。当然，发展到最后，私人投资一定会做主角，这是任何行业的市场规律决定的。
投资的风险和信心
“我国新能源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形成产业化和规模化仍需一段时间。”河南农业大学农业部可再生能源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武瑞娟曾表示。她分析新能源产业化的主要障碍包括：在经济增速放缓、电力产能过剩加速的情况下，新能源发电消纳不足日趋严重；新能源发电的补贴规模迅速扩大，导致资金拖欠，这在光伏发电领域尤为严重；新能源发电成本仍然过高，成本下降幅度将左右未来装机规模。
“虽然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的前期投入是传统煤电的数倍，但维护成本和运营成本的低廉是风能和太阳能的优势。”李昂认为，只有当新能源价格和传统能源价格趋平或更低时，新能源的产业化才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把政策看成引导投资的风向标，完善明确的政策支持才是企业投资的信心和良好保证。”
除投入成本之外，技术风险也是投资者考虑的因素。武瑞娟曾在一份投资分析报告中指出，多元化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技术风险渗透于新能源生产原料、工艺、规模以及整个技术的成熟度等各个环节。
要降低新能源的成本和技术风险，唯有扩大市场。而我国目前的能源现状是新能源所占能源比例仅有5%，市场狭小也阻碍了成本降低。银河证券有文章分析指出，在政府积极鼓励的政策大背景下，新能源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若能得到有效解决，将有利于恢复投资者对行业投资价值的信心。同时，严峻的市场环境更加有利于行业整合和龙头企业的胜出。
政府行动的同时，商界应该怎样回应？作为利马—巴黎行动纲领的重要内容，商业界的行动、呼吁和倡导是什么？绿色创新发展中心（iGDP）分析师总结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承诺，将可以采取行动的内容概括如下：制定基于科学的企业减排目标，投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引入企业内部碳价格，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的审计汇报、披露制度，积极参与影响政府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
12月19日~22日，北京再次被雾霾侵袭。入冬以来，灰暗的天空已经多次向人们发出警告。
刚刚结束的巴黎气候大会通过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定为控制全球气温和温室气体排放设定了一系列目标，这些目标将促使全球转向更为清洁的能源。大力推广清洁能源，不仅能够落实巴黎协定相关承诺，也是我国解决雾霾困扰的最优途径。
能源需要转型，资金问题是核心之一。路透社援引多方估算报道，实现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所需资金数以万亿美元计，包括用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对新能源的补贴等，投资者对达成目标尤为关键。
就我国来看，新能源产业发展方兴未艾，新能源投资仍由政府主导，商业投资在新能源领域仍顾虑重重。
资本市场的“主力身份”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应对气候变化越来越被视为“经济发展机遇”，而不是“成本”或“负担”。但是无论如何，对很多国家来说清洁能源的利用仍需要极大的转换成本。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解振华在华盛顿参加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表示，中国实现2030年的INDC（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将会在节能、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发展新能源和调整能源结构等方面投资41万亿元人民币。
“新能源的投资在广义的气候变化资金形式中，属于有良好成本效益的减缓行动投资。”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低碳经济项目负责人李昂告诉记者，“国际上这一部分的投资除了来自企业，也有来自国际机构或者国家主权基金的。”
李昂介绍，覆盖300亿欧元资产的1000位投资者，承诺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衡量资产投资的碳足迹将成为业内的普遍做法。”
截至2015年11月，新兴市场的绿色债券已经达到了380亿美元。智慧风险投资倡议关注全球管理着超过30万亿美元资产的保险行业，这个倡议旨在将全球保险业投资在智慧风险投资（前身为气候智慧投资）领域的资金翻番。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5年，投资这个领域的资金将会达到840亿美元，预计2020年将会进一步增长至4200亿美元。
“去资—投资”行动于2014年成立，呼吁慈善基金会的投资业务“去化石能源化”，最初由17个涵盖约20亿美元资产的基金会发起。环保组织、政商界人士普遍认为，“从现在开始，精明投资者的资金将不再流向化石能源，而是流向更为清洁的能源以及更为可持续的土地利用。”
我国的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理事会与会员单位早在2007年就共同发起设立“新能源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倡议，旨在成为新能源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投资基金主要对未上市新能源企业实行股权投资，并提供经营管理服务。
高投资、慢回流成高门槛
经过简单梳理巴黎气候大会内外值得关注的动向，可以发现巴黎气候协定已释放出积极的市场信号，与减排相关的节能、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投资将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
但是一个项目的投资需求，其焦点常纠结于谁出钱、出多少、钱给谁、怎么给等。不难理解，不管是谁，拿出真金白银都会慎之又慎。
“能源投资前期占用资金量太大，是私营投资商不敢触碰的领地。”安芙兰资本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涂静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安芙兰曾在2013年投资煤层气开发，“一口井最节约的投资成本算下来也需要200万元，而且成本回收需要数年，资源开采量不确定，风险高。”当下火热的页岩气开发，安芙兰则没有参与。
而财力雄厚的IDG资本，则将新能源划入未来值得投资的四大领域之一。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曾结合自身长期创投经验表示，能源行业也是创业投资值得关注的领域。“常规能源越来越少，可替代性能源是我们必须去解决的，空气、水等是大家很关注的事情，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
“能源领域在技术方面风险投资可以进入，但如果大规模去做可能并不适合早期投资，因为这需要大量的钱，创业比较难一点，门槛比较高。”熊晓鸽同样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其实，新能源领域在我国的发展目前还不能仅靠自下而上的投资推动。”李昂认为，在我国，目前阶段公共资金应作为主导投资方起引领作用。“传统的投资方式不适用于新能源投资，新能源需要政府补贴以及政策扶持，让企业和其他投资商看到利益增长点，他们才会受到鼓励，加入其中。当然，发展到最后，私人投资一定会做主角，这是任何行业的市场规律决定的。
投资的风险和信心
“我国新能源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形成产业化和规模化仍需一段时间。”河南农业大学农业部可再生能源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武瑞娟曾表示。她分析新能源产业化的主要障碍包括：在经济增速放缓、电力产能过剩加速的情况下，新能源发电消纳不足日趋严重；新能源发电的补贴规模迅速扩大，导致资金拖欠，这在光伏发电领域尤为严重；新能源发电成本仍然过高，成本下降幅度将左右未来装机规模。
“虽然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的前期投入是传统煤电的数倍，但维护成本和运营成本的低廉是风能和太阳能的优势。”李昂认为，只有当新能源价格和传统能源价格趋平或更低时，新能源的产业化才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把政策看成引导投资的风向标，完善明确的政策支持才是企业投资的信心和良好保证。”
除投入成本之外，技术风险也是投资者考虑的因素。武瑞娟曾在一份投资分析报告中指出，多元化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技术风险渗透于新能源生产原料、工艺、规模以及整个技术的成熟度等各个环节。
要降低新能源的成本和技术风险，唯有扩大市场。而我国目前的能源现状是新能源所占能源比例仅有5%，市场狭小也阻碍了成本降低。银河证券有文章分析指出，在政府积极鼓励的政策大背景下，新能源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若能得到有效解决，将有利于恢复投资者对行业投资价值的信心。同时，严峻的市场环境更加有利于行业整合和龙头企业的胜出。
政府行动的同时，商界应该怎样回应？作为利马—巴黎行动纲领的重要内容，商业界的行动、呼吁和倡导是什么？绿色创新发展中心（iGDP）分析师总结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承诺，将可以采取行动的内容概括如下：制定基于科学的企业减排目标，投资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引入企业内部碳价格，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的审计汇报、披露制度，积极参与影响政府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512/21/17799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