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电源结构
电源结构和清洁能源的消纳密切相关。
以丹麦为例，其风电装机容量比例、发电量比重以及各项人均指标均遥遥领先，但丹麦风电主要采用靠近负荷中心的分散式发展模式，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不到500万千瓦，不仅可以在整个北欧市场消纳，而且还可以在德国市场消纳部分风电，风电送出及消纳矛盾不突出。
丹麦不仅国内调节能力强的燃气发电比重很高，更重要的是挪威水电（98%装机容量为水电）为丹麦风电调峰、消纳提供了坚强的保证，充足的调峰能力为丹麦消纳风电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而在我国，新能源集中的“三北”地区电源结构都是以火电为主，火电装机占比达到81%（东北、华北、西北火电装机占比分别为77%、91%、65%），且多为供热机组，既没有快速跟踪负荷的天然气发电，又缺少可以灵活调峰调频的抽水蓄能电站；特别是到冬季，主要是供热机组在发电，调峰能力更差。相比而言，西班牙燃油燃气及抽水蓄能等灵活调节电源比例高达34%，是风电的1.7倍；美国灵活调节电源比例达到47%，是风电的13倍。
因此，很多发达国家的电源结构情况，和我国差异较大。
但要求是明确的，电源结构与调峰能力是电网消纳大规模清洁能源的刚性基础。重视电源结构，即煤、水、油、核、新能源的比重，形成与负荷特性相适应的电源结构，并具备必需的调峰能力，才能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在目前的电源结构条件下，火电的调峰潜力是需要大力挖掘的。
比如丹麦的市场机制，就驱使火电机组具有灵活的深度调峰能力。丹麦所有的火电机组（包括燃煤和燃气机组，纯凝机组和热电机组）均具备灵活的深度调峰能力（热电联产机组利用储热装置调峰）。在电力市场开启前，丹麦火电机组一般只能调到35%，市场启动后，特别是风电规模增加后，火电机组纷纷改造，增加深度调整能力，一方面在风电出力高时，可以将出力降到最低，避免低电价带来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深度调峰能力可以从备用市场和实时平衡市场中获得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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