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由君阳太阳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君阳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彭立斌撰写的“彭十二条”在光伏行业激起千层浪，其指出，随着放开发电侧和售电侧，如果没有配额制的保护，包括光伏电站在内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将会出现大面积死亡。
彭立斌认为，在没有配额制的情况下，各种发电方式比较成本逐步递增依次是水电、火电、核电、天然气、风电、太阳能，如果实行竞价上网，光伏的竞争能力最差，“如果电改全面启动而配额制没有提前执行，估计过渡期间就要有一批公司关门。”
地方政策先行
所谓配额制，指的是以立法为基础，对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市场份额作出强制性规定，要求发电企业承担可再生能源发电义务、电网公司承担购电义务，此举可保证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市场开发。
分析师冯辉告诉记者，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思路，会对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地方政府三大主体同时提出约束性要求，标准太难确定，各地争论太多，实际上是要解决电力行业“历史遗留”的体制问题，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记者从业内获悉，随着内蒙古和湖北的地方配额制出台，全国的配额制有望在年内出台。
今年4月，湖北省发改委和能源局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大发电集团在湖北省新能源装机占该集团在湖北省权益发电装机（主要指燃煤火电装机和新能源装机）的比重，2015年达到3%以上，2017年达到6%以上，2020年达到10%以上，对不能完成考核目标任务的，调减燃煤机组发电小时数。同时未完成新能源建设任务折算为碳排放量，要求企业购买对应的碳排放额度。
随后内蒙古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要求全区2015年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占比达15%，到2020年达20%，其中风电和光伏限电率分别控制在15%和6%以内，成为首个省级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而国家发改委3月23日下发的新电改“9号文”第一个配套文件中就要求，各省应全额安排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用电需求优先使用清洁能源，促进清洁能源消纳。
不过，冯辉认为，配额制并不是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的最佳途径，要靠配额制来彻底解决光伏行业存在的入网难问题并不现实。
成立售电公司或是出路
彭立斌指出，没有售电公司的光伏发电公司和没有电源点的售电公司都是无法生存的。
有观点认为，由于电改后售电侧更看重电价的高低和服务，没有售电公司的光伏发电公司只能委托售电公司出售电量，而由于成本的原因，售电公司将会对光伏电挑三拣四。而未来售电公司直接面对客户，综合电价的设定将是每个售电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在拥有一定电源点规模的情况下，售电公司的售电策略才能更积极和更有弹性。
冯辉认为，这总体道出了在现行电力体制中“新生的”光伏发电公司的尴尬境地，要彻底解决以上问题，关键还在于电力体制的深化改革。
对于地面光伏电站而言，由于采取电量+可再生能源份额的电力消费方式，传统能源公司在电量上有绝对优势，只需要完成一定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就可以不受限制发挥自己的产能，地面光伏电站虽然有配额制的保护，但是面对成本更低的风电和数量绝对优势的煤电，很少有调节电价的能力，选择和传统能源公司合作或者出让才能有立足之地。
彭立斌向记者指出，如果是单纯的光伏发电公司是很难生存的，但是如果分布式光伏发电公司同时是售电公司，那么生存机会则大很多。
此外，彭立斌还指出，传统电站的设备更替规律显示，1990年代初是容量125MW的发电设备为主力机组；2000年代初是容量300MW的发电设备为主力机组；2010年代初是容量为600MW的发电设备为主力机组。可以预见，2020年将是以容量1000MW的发电设备为主力机组。作为半导体技术为核心的光伏电站，完全可以断言地面电站在10年内现有设备都将会被拆除或改造。
有业内人士对此指出，光伏电站被拆除或改造并不是说到了寿命期，而是因为有了更好的选择，比如替换现有电站，投资的内部收益率会更高，目前一些光伏电站建设较早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已经开始出现老光伏电站被大批量技术改造的现象。
彭立斌认为，在没有配额制的情况下，各种发电方式比较成本逐步递增依次是水电、火电、核电、天然气、风电、太阳能，如果实行竞价上网，光伏的竞争能力最差，“如果电改全面启动而配额制没有提前执行，估计过渡期间就要有一批公司关门。”
地方政策先行
所谓配额制，指的是以立法为基础，对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市场份额作出强制性规定，要求发电企业承担可再生能源发电义务、电网公司承担购电义务，此举可保证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市场开发。
分析师冯辉告诉记者，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思路，会对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地方政府三大主体同时提出约束性要求，标准太难确定，各地争论太多，实际上是要解决电力行业“历史遗留”的体制问题，难度可想而知。
不过，记者从业内获悉，随着内蒙古和湖北的地方配额制出台，全国的配额制有望在年内出台。
今年4月，湖北省发改委和能源局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大发电集团在湖北省新能源装机占该集团在湖北省权益发电装机（主要指燃煤火电装机和新能源装机）的比重，2015年达到3%以上，2017年达到6%以上，2020年达到10%以上，对不能完成考核目标任务的，调减燃煤机组发电小时数。同时未完成新能源建设任务折算为碳排放量，要求企业购买对应的碳排放额度。
随后内蒙古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要求全区2015年可再生能源上网电量占比达15%，到2020年达20%，其中风电和光伏限电率分别控制在15%和6%以内，成为首个省级可再生能源配额制。
而国家发改委3月23日下发的新电改“9号文”第一个配套文件中就要求，各省应全额安排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用电需求优先使用清洁能源，促进清洁能源消纳。
不过，冯辉认为，配额制并不是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的最佳途径，要靠配额制来彻底解决光伏行业存在的入网难问题并不现实。
成立售电公司或是出路
彭立斌指出，没有售电公司的光伏发电公司和没有电源点的售电公司都是无法生存的。
有观点认为，由于电改后售电侧更看重电价的高低和服务，没有售电公司的光伏发电公司只能委托售电公司出售电量，而由于成本的原因，售电公司将会对光伏电挑三拣四。而未来售电公司直接面对客户，综合电价的设定将是每个售电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只有在拥有一定电源点规模的情况下，售电公司的售电策略才能更积极和更有弹性。
冯辉认为，这总体道出了在现行电力体制中“新生的”光伏发电公司的尴尬境地，要彻底解决以上问题，关键还在于电力体制的深化改革。
对于地面光伏电站而言，由于采取电量+可再生能源份额的电力消费方式，传统能源公司在电量上有绝对优势，只需要完成一定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就可以不受限制发挥自己的产能，地面光伏电站虽然有配额制的保护，但是面对成本更低的风电和数量绝对优势的煤电，很少有调节电价的能力，选择和传统能源公司合作或者出让才能有立足之地。
彭立斌向记者指出，如果是单纯的光伏发电公司是很难生存的，但是如果分布式光伏发电公司同时是售电公司，那么生存机会则大很多。
此外，彭立斌还指出，传统电站的设备更替规律显示，1990年代初是容量125MW的发电设备为主力机组；2000年代初是容量300MW的发电设备为主力机组；2010年代初是容量为600MW的发电设备为主力机组。可以预见，2020年将是以容量1000MW的发电设备为主力机组。作为半导体技术为核心的光伏电站，完全可以断言地面电站在10年内现有设备都将会被拆除或改造。
有业内人士对此指出，光伏电站被拆除或改造并不是说到了寿命期，而是因为有了更好的选择，比如替换现有电站，投资的内部收益率会更高，目前一些光伏电站建设较早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已经开始出现老光伏电站被大批量技术改造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