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嘉兴，一个被称为“中国光伏城”的近15平方公里产业园区，曾因国家能源局的大力推崇而被视为分布式光伏的标杆。然而，尽管有“嘉兴模式”的指引，分布式光伏的春天却依然迟迟没有到来。
1月15日，在绿色和平举办的关于农村分布式光伏的研讨会上，一向“敢于说话”的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李俊峰更是直言不讳，“我特别不看好能源局推崇的‘嘉兴模式’”，李俊峰表示，这是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若干层次的补贴，烧钱式高补贴维系的“面子工程”难以持续。
“嘉兴模式”的补贴代价
所谓的“嘉兴模式”，即是集光伏装备产业基地、光伏产业技术与体制创新、光伏发电集中连片开发的商业模式创新、适应分布式能源的区域电网建设和政策集成支持体系创新“五位一体”的创新综合试点，由“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统一管理”。
去年7月，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到嘉兴调研时指出，“分布式光伏发电的系统共性难题，很多在嘉兴得到突破，并已经看到实际效果，嘉兴经验可复制可推广。”同年8月，能源局在嘉兴召开全国分布式光伏发电现场交流会。一时间，光伏行业掀起了一股学习“嘉兴模式”的热潮。
然而，“嘉兴模式”表面上看风生水起，背后实则要靠层层高额补贴去维系。在2013年，嘉兴光伏产业园出台的一则关于个人分布式光伏电站的补贴方案曾在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根据这个方案，产业园区内建成的个人分布式光伏项目将获得园区给予的2.8元/度补贴。
根据嘉兴出台的光伏产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嘉兴将形成千亿光伏产业目标，在这背后，“烧钱”式的补贴成了最为强劲的驱动力，这样的“土豪”举动让其他省份瞠目结舌。但如此短视趋利的投机也引起了业内质疑。
对于这样一个需要高补贴维系的“面子工程”，李俊峰显然并不认可，“我特别不看好的能源局推崇的所谓的‘嘉兴模式’，大家一块补，我知道我补得不对，省里补了一点，地区补一点，开发区再去补一点，大家知道补多少吗？”李俊峰给算了一笔账：国家补4毛2，地方三级政府加上开发区又补4毛多，补了8毛多钱，“这是增加了若干层次的补贴”。
提及分布式光伏的发展，李俊峰强调，要吸取之前能源工作中的失败教训，“比方说我们的沼气，每年国家从几千万然后到几个亿，然后到几十个亿，然后每年说我们搞了多少个沼气池，但是每年都要继续拿财政的补贴，没有财政补贴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下去，这就是这么一个结局。”
还原分布式光伏商品属性
既然高补贴不是长久之计，那分布式光伏的出路在哪里呢？
李俊峰认为，在推行分布式光伏的时候，必须要解决这样一个难题，就是要让分布式的上网电价符合一个商品的基本属性。只有在有合理的投资回报的条件下，分布式光伏才会有人愿意投资，才会获得良性发展。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政府和财政部门，包括我现在在的国家发改部门、能源部门，观念根本没有转变，任何一个技术的推广，你首先必须把它看成一个商品，政府可以不赚钱，但是做这个事情的人必须赚钱，如果做这个事情的人都不赚钱，那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那分布式光伏在什么条件下赚钱呢？李俊峰认为，分布式光伏的融资成本高，运行维护费用高，项目开发费用高，管理费用高，大概要高10%~20%。因此，它的上网电价算下来仍然不低于并网的大型电站。如果在浙江那个地方收一块钱的上网电价，分布式应该是一块二到一块五左右，这是比较合理的。
“在农村中发展分布式是最有前景的”，李俊峰表示，农村里面有比较多的空闲面积可以用来搞分布式。李俊峰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国家规定的一块钱，再按照上述设计的电价方案（即再加上20%，一块二一度电），一家如果装4个千瓦的太阳能，大概能发5千度电，6000块钱，至少可以有1200到1500块钱的纯利润。
“所以说我们应该考虑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面大力地去推动农村的分布式的发展。这样做下来，我们远远用低于在西部大规模发展光伏电站的代价，大大低于那个代价，可以以更大的规模来发展我们的光伏”，李俊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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