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新丝路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相关国家的积极反响和国际舆论的密切关注。特别是能源领域，更被不少国内外专家视为是新丝路的“重中之重”。有舆论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将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发展能源合作，为中国提供安全可靠的油气进口来源。
然而，仅仅从保障中国自身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重中之重”是有失偏颇的，甚至会在国际社会引发中国不过是“满世界找油”的错觉和负面印象。笔者认为，在大力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强调中国将为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稳定的能源输出市场，而且中国应该也有可能成为广义上的“能源输出大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中国可以承担起“能源输出大国”的责任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可以“上载”能源向中国输送石油和天然气，在必要时（如中亚国家冬季供暖需求）也可以“下载”部分油气满足本国需求。举例来说，有舆论对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出口颇有微词，原因是冬天当地居民供暖缺气，电力供应不足。在中国能源供应包括进口来源多样化的情况下，海上、西北、东北和西南建成的四大能源供应通道使我们有能力适当调节各个能源通道的供应量，能够适应不同方向能源输出国和过境国的需求变化，允许一定程度的“下载”。这样做不仅可以缓解相关国家的能源紧张情况，也降低了输向中国的能源通道的政治风险，客观上有利于各方长远的能源安全。从这个角度看，四大能源通道之一的中缅油气管道就值得称道。按照相关协议，在送往中国的油气过境缅甸时，缅方每年可以下载200万吨原油和24亿立方米天然气，用于缅甸的电力普及，并兴建炼油厂，推动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在中国的周边和临近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阿富汗、越南、泰国、蒙古、朝鲜等国都或多或少处于缺电或季节性（如冬季）缺电的状况。相比之下，中国近年来全国电力供应相对充裕，特别是东北区域电力供应富余较多，西北区域电力供应能力也有一定富余，南方区域电力供需也总体平衡。此外，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GDP增速趋缓的大背景下，电力需求的增速也在下降。我国火电装备制造产能高达1亿千瓦，然而近年来火电每年新增装机维持在5000万千瓦左右的水平，2013年新增火电装机仅为3650万千瓦。因此，我国火电装备制造产能以及施工能力严重过剩，煤炭需求也陷入长期疲软。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借助资金和产能的优势，在周边缺电国家，因地制宜地协助兴建高效能的清洁火电厂，并大力推动与周边临近国家实现电力联网，调剂余缺，为我国西部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提供新的出路。
第三，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在中国这样规模的经济体的能源结构中只是起着补充作用，但在一些中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国家则大有可为，可以对能源供应产生根本性的变革。以印度洋上的岛国马尔代夫为例，这里的电力供应全部依靠进口的柴油发电，发电成本高达每度电27-65美分之间，比煤电成本高出5倍以上，比光伏发电成本还高。马尔代夫每年燃油补贴高达1.15亿美元以上，人均补贴近370美元，政府财政难以为继。而且柴油发电对旅游环境的污染也很严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在南亚国家中属于最高的水平。以中国的资金、技术实力，特别是在光伏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考虑整合对外援助渠道和资源，在马尔代夫以及其他中小国实施大手笔的“光伏外交”，以光伏与储能、微电网技术结合发电，大幅度减少柴油进口，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改善当地环境，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第四，中国能源发展模式和经验的输出。虽然中国的能源管理体制、能源价格体系、能源利用效率以及环境保护诸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也应该成为能源输出大国，但是，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能源发展历程依然是一个典范。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如果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相当、起点大致相同的发展中大国相比，目前中国的用电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9.8%以上，而印度仍有25%的无电人口，即大约3亿人口没有用上电。印度的情况正是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缩影，目前第三世界整体而言大约仍有25%的无电人口，总数高达13亿人。中国到底是怎样在30年间解决了近5亿农村人口的用电问题？这个事实显示了中国经济的硬实力，也体现了管理水平的软实力。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有足够的制度自信，主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咨询”，分享农村电气化发展的成功经验。
结论
综上所述，建议国家在推广“一带一路”的概念时，整体考虑能源安全的概念，不仅要保障我们自己的能源供应，也要顾及沿线国家的能源需求。在建设能源供应通道时既有输往中国的油气“上载”，在过境国也可以有一定的能源“下载”；在周边国家援建清洁火电厂，并大力推动电力联网；整合对外援助渠道，以大手笔的“光伏外交”推动中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国的可再生能源革命；分享能源发展特别是中国农村电气化的成功经验，体现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软实力。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使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占据制高点，也为处于产能过剩的中国能源制造业走出去创造新的机遇，使中国成为能源输出大国，在更广阔的空间实现能源安全。（文|翟永平，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然而，仅仅从保障中国自身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重中之重”是有失偏颇的，甚至会在国际社会引发中国不过是“满世界找油”的错觉和负面印象。笔者认为，在大力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强调中国将为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稳定的能源输出市场，而且中国应该也有可能成为广义上的“能源输出大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中国可以承担起“能源输出大国”的责任
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可以“上载”能源向中国输送石油和天然气，在必要时（如中亚国家冬季供暖需求）也可以“下载”部分油气满足本国需求。举例来说，有舆论对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出口颇有微词，原因是冬天当地居民供暖缺气，电力供应不足。在中国能源供应包括进口来源多样化的情况下，海上、西北、东北和西南建成的四大能源供应通道使我们有能力适当调节各个能源通道的供应量，能够适应不同方向能源输出国和过境国的需求变化，允许一定程度的“下载”。这样做不仅可以缓解相关国家的能源紧张情况，也降低了输向中国的能源通道的政治风险，客观上有利于各方长远的能源安全。从这个角度看，四大能源通道之一的中缅油气管道就值得称道。按照相关协议，在送往中国的油气过境缅甸时，缅方每年可以下载200万吨原油和24亿立方米天然气，用于缅甸的电力普及，并兴建炼油厂，推动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在中国的周边和临近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阿富汗、越南、泰国、蒙古、朝鲜等国都或多或少处于缺电或季节性（如冬季）缺电的状况。相比之下，中国近年来全国电力供应相对充裕，特别是东北区域电力供应富余较多，西北区域电力供应能力也有一定富余，南方区域电力供需也总体平衡。此外，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GDP增速趋缓的大背景下，电力需求的增速也在下降。我国火电装备制造产能高达1亿千瓦，然而近年来火电每年新增装机维持在5000万千瓦左右的水平，2013年新增火电装机仅为3650万千瓦。因此，我国火电装备制造产能以及施工能力严重过剩，煤炭需求也陷入长期疲软。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借助资金和产能的优势，在周边缺电国家，因地制宜地协助兴建高效能的清洁火电厂，并大力推动与周边临近国家实现电力联网，调剂余缺，为我国西部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提供新的出路。
第三，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在中国这样规模的经济体的能源结构中只是起着补充作用，但在一些中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国家则大有可为，可以对能源供应产生根本性的变革。以印度洋上的岛国马尔代夫为例，这里的电力供应全部依靠进口的柴油发电，发电成本高达每度电27-65美分之间，比煤电成本高出5倍以上，比光伏发电成本还高。马尔代夫每年燃油补贴高达1.15亿美元以上，人均补贴近370美元，政府财政难以为继。而且柴油发电对旅游环境的污染也很严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在南亚国家中属于最高的水平。以中国的资金、技术实力，特别是在光伏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考虑整合对外援助渠道和资源，在马尔代夫以及其他中小国实施大手笔的“光伏外交”，以光伏与储能、微电网技术结合发电，大幅度减少柴油进口，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改善当地环境，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第四，中国能源发展模式和经验的输出。虽然中国的能源管理体制、能源价格体系、能源利用效率以及环境保护诸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也应该成为能源输出大国，但是，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能源发展历程依然是一个典范。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如果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相当、起点大致相同的发展中大国相比，目前中国的用电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9.8%以上，而印度仍有25%的无电人口，即大约3亿人口没有用上电。印度的情况正是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缩影，目前第三世界整体而言大约仍有25%的无电人口，总数高达13亿人。中国到底是怎样在30年间解决了近5亿农村人口的用电问题？这个事实显示了中国经济的硬实力，也体现了管理水平的软实力。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有足够的制度自信，主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咨询”，分享农村电气化发展的成功经验。
结论
综上所述，建议国家在推广“一带一路”的概念时，整体考虑能源安全的概念，不仅要保障我们自己的能源供应，也要顾及沿线国家的能源需求。在建设能源供应通道时既有输往中国的油气“上载”，在过境国也可以有一定的能源“下载”；在周边国家援建清洁火电厂，并大力推动电力联网；整合对外援助渠道，以大手笔的“光伏外交”推动中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国的可再生能源革命；分享能源发展特别是中国农村电气化的成功经验，体现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软实力。这样的做法，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使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占据制高点，也为处于产能过剩的中国能源制造业走出去创造新的机遇，使中国成为能源输出大国，在更广阔的空间实现能源安全。（文|翟永平，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411/26/6297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