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给德国贴个标签，“技术派”“严谨认真”“汽车国度”“啤酒王国”等词汇都能中选。如果要给德国能源贴个标签呢，“能源转型”“光伏补贴”“放弃核电”“发展可再生能源”……近年来，德国能源界的每次举动都震惊业界，更难能可贵的是，德国以技术优势和严谨做派，踏踏实实地将能源转型的理念付诸实施。
如果将各国能源发展路径按照价格、清洁和安全三个维度定下坐标轴，各国虽均匀分布在其中，但德国已经在清洁、安全的方向上疾驰很久，独树一帜了。是什么力量让德国如此坚持能源转型？作为能源转型与新能源发展最早的国家，德国要对中国说什么？作为新能源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能从德国学到什么？近日，记者采访了德国能源署署长斯特凡˙科勒先生，他对中国提出的能源革命非常关注，他说：“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和我们在能源坐标轴的同一边，安全又清洁。”
记者：我们知道德国正在持续进行能源转型，您能否大致描述一下转型的进展？
科勒：其实德国能源转型始于本世纪初，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了。2000年，德国《可再生能源法（第一版）》正式实施，这一版法律最重要的着力点是鼓励对可再生能源投资，并为投资者提供法律保障。具体措施是，无论投资者投资风电还是光伏发电，都保证全额上网，而且确定一个20年不变的收购电价。第一版《可再生能源法》给了投资者一个安全保障，使人们愿意对可再生能源进行投资。
经过多年的发展，可再生能源在德国快速发展起来，但是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可再生能源的装机量已经超出了电网的承受能力，甚至超出了电力消费能力——在某些时段内，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加上部分不能停机的电量已经超过了用电需求，这时，问题就出来了。
举个例子，周末阳光好风也大的时候，风电和光伏发电量增加，可是德国的工厂周末都不上班，光伏和风电在电力市场交易中就卖不出去，电价是负的，也就是说谁这时用电要倒贴钱给他，实际上也是一种弃风弃光了。今年最糟糕的日子就是德国的“圣灵降临节”那天，当天的电力交易价格为-20欧元/万千瓦，这暴露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记者：所以新能源发展最快的德国，也最早遭遇了新能源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可再生能源法》重新修订是否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怎样解决？
科勒：当前我们最大的困扰是光伏发电造成的。之前我们的政策是光伏电量全额收购，补贴电价20年不变，虽然近年来光伏上网电价不断下降，但是目前经营者还是有6%~8%的利润，也算不错。德国之前的政策是光伏发电必须全部上网，但如果电力需求没有那么大，就会出现我刚刚提到的负电价，谁用电倒贴钱给谁。根据规划，到2020年，德国的光伏装机将从现在的3000万千瓦增长到5500万千瓦，到那时可再生能源更需要贴钱使用，就成为不经济的能源了。
另一个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由于大量风电和光伏发电快速增加，导致德国传统发电厂发电小时数减少，固定投资更高，成本大幅上涨，有的传统电站成本提高得很厉害。更严重的是，因为传统电站基本不赚钱，甚至亏损，所以很多电站都要求关停，但是政府不能无视传统电站关停，因为没风没光的时候还需要传统电站发电，他们是系统的保障能力，需要维护系统平衡。但靠政府行政命令维持传统电站不关停难以为继，长此以往，传统电站很可能纷纷破产，所以德国目前传统发电能力也亟需补助。
还有一个问题。德国的风能资源与用电负荷中心是分开的。北部风大，风能资源丰富，南部太阳能丰富，但主要负荷集中在南部。当前德国风电发展迅速，但北部地区已经消纳不了这么多风电，要将风电输送到南部，这就需要建设大功率的输电线路。所以这次修订《可再生能源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求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必须适合电网改造的进度，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电网的改造捆绑在一起。
记者：怎样将可再生能源与电网捆绑发展？德国光伏发电峰值发电功率已经高达德国一半的电力消费，如此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德国电网要怎么匹配？在电压等级、电网建设规模等方面有什么规划？
科勒：新版的《可再生能源法》要求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必须适合电网发展的进度，也就是说，电网改造到什么程度，可再生能源才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反之，如果一个区域的电网不能承受，那么可再生能源就不能再发展。
德国北部的风电发展得很快，由于德国的电力负荷集中在南部与西南部，所以必须要建设高压输电线路将风电从几百甚至1000千米外输送过来。据我们的测算，要消纳北部的风电，德国需要建设4800千米的高压输电线路。线路没建起来，电就送不出去。
德国建设电网的过程也很复杂和漫长，首先要提交规划，然后和各利益主体反复讨论修改，最终经过网监局批准之后才能建设，建设与运营的成本最终摊在电费中。目前德国已经通过审批，要建设4800千米的高电压输电线路，其中2000多千米是交流高压线路，包括采用380千伏的德国建设和运营的最高电压等级。目前还规划2800千米的直流高压线路，具体电压等级还在讨论中。
记者：如您所知，中国也和德国一样，资源与负荷分布不均，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富集区距离负荷中心长达上千甚至数千千米。中国正在建设1000千伏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将西部可再生能源送到东部负荷中心。您认为这样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对于中国未来的风能和太阳能的更大规模开发是否是必不可少？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科勒：根据我们的经验来看，特高压电网对于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发展新能源必须要发展电网，中国的情况还不完全与德国相同，虽然德国北部地区用电没有南部多，但毕竟还有一部分负荷，可以消纳一些风电，而就我所知中国的西北部地区负荷非常少，包括风电和太阳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却更为丰富，内蒙古地区现在已经承受不了如此多的风能。就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中国的特高压电网不是建早了，而是建晚了，新能源发展必须要与特高压电网等基础设施同步建设。
记者：德国在弃核之后，电价上涨明显，民众对此态度如何？
科勒：放弃核电，电价就会更贵，但是这是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德国全体民众的共同决定。为了更安全的电力供应，就要支付更高的电费，多支付的成本是老百姓认可的。因为放弃核电的那一刻，大家就知道会付出代价，但是德国社会最后同意承受这个损失。
记者：德国能源转型2.0版和之前版本相比，实现了哪些升级？
科勒：关于能源转型，我们目前达成两点共识。一是光伏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要和电力系统相匹配，要考虑电力系统的接受能力和极限情况。所以，我们还要再修订可再生能源法，逐步取消之前的20年可再生能源补贴电价不变的条款，新装机的可再生能源将不享受补贴价格，要和传统电力一样到市场上交易，让投资者决定投资收益问题，鼓励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交易市场中实现自身价值，所以20年不变的电价政策马上就要结束了。
二是一定要让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电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相匹配，不能只管发电，而不管系统，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基础建设，另一方面要引入市场机制。
记者：也就是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要从“计划时代”进入“市场时代”，要让过热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更加理性。
科勒：可以这样说，之所以要修订《可再生能源法》，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们对可再生能源的鼓励过了度、过了头，反而忽视了提高能效、节能、基础建设等其他重要的环节。今后我们将逐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和刺激，转而加强对节能的鼓励和支持，同时还要重点解决电网与电力系统的问题，如智能用电问题，如电动汽车充电与发电匹配等问题。
可再生能源高额补贴时代就要过去了，但这个过程也很艰难。由于德国已经有100多万户屋顶光伏电站了，整个光伏产业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选民势力，他们都在支持可再生能源补贴，所以政府之前也不能轻易变动补贴政策。但硬币都有两面，补贴政策在制造了一批光伏受益者的同时，也制造了大批因为高额可再生能源补贴而利益受损的群体。德国可再生能源附加费高达每年200亿欧元，这些费用要摊到每个电力用户身上，不愿意支付高昂电费的群体也大有人在。而且电价上涨不仅波及千家万户，德国的中小企业也承受不了，所以这些人反对过高的电价，呼吁改变过度补贴的情况。
记者：中国将实施能源革命，根据您在德国转型中的经验，您想对中国的能源革命说些什么？
科勒：我想说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的光伏近年发展得非常快，特别是分布式光伏大批上网之后，将对配网产生很大压力。因为以前的配网不是为了光伏电源而建，必须改造配网才能适应光伏发展。由此带来大量的改造需求，如果不改造，将会出现很大的配网瓶颈，光伏也难以上网消化。
第二，以前配网的电力流是从上向下走，现在出现了从下向上走的情况，因此需要新的配网技术，同时为了解决电力拥塞问题，必须发展智能电网。未来电力用户也要适应新的电源特性，也就是说，以前用户需要多少电给我多少电，今后可能就是发多少电，用户尽可能用多少电，也就是用电侧的管理。
第三我想说，中国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智能的电力系统，实现将可再生能源“运出去、消纳掉”，并不断优化系统，包括蓄电、用电和整个能源链的全过程，这是最关键的，不优化系统，就接受不了这么快速发展的可再生能源。
如果将各国能源发展路径按照价格、清洁和安全三个维度定下坐标轴，各国虽均匀分布在其中，但德国已经在清洁、安全的方向上疾驰很久，独树一帜了。是什么力量让德国如此坚持能源转型？作为能源转型与新能源发展最早的国家，德国要对中国说什么？作为新能源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能从德国学到什么？近日，记者采访了德国能源署署长斯特凡˙科勒先生，他对中国提出的能源革命非常关注，他说：“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和我们在能源坐标轴的同一边，安全又清洁。”
记者：我们知道德国正在持续进行能源转型，您能否大致描述一下转型的进展？
科勒：其实德国能源转型始于本世纪初，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了。2000年，德国《可再生能源法（第一版）》正式实施，这一版法律最重要的着力点是鼓励对可再生能源投资，并为投资者提供法律保障。具体措施是，无论投资者投资风电还是光伏发电，都保证全额上网，而且确定一个20年不变的收购电价。第一版《可再生能源法》给了投资者一个安全保障，使人们愿意对可再生能源进行投资。
经过多年的发展，可再生能源在德国快速发展起来，但是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可再生能源的装机量已经超出了电网的承受能力，甚至超出了电力消费能力——在某些时段内，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加上部分不能停机的电量已经超过了用电需求，这时，问题就出来了。
举个例子，周末阳光好风也大的时候，风电和光伏发电量增加，可是德国的工厂周末都不上班，光伏和风电在电力市场交易中就卖不出去，电价是负的，也就是说谁这时用电要倒贴钱给他，实际上也是一种弃风弃光了。今年最糟糕的日子就是德国的“圣灵降临节”那天，当天的电力交易价格为-20欧元/万千瓦，这暴露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记者：所以新能源发展最快的德国，也最早遭遇了新能源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可再生能源法》重新修订是否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怎样解决？
科勒：当前我们最大的困扰是光伏发电造成的。之前我们的政策是光伏电量全额收购，补贴电价20年不变，虽然近年来光伏上网电价不断下降，但是目前经营者还是有6%~8%的利润，也算不错。德国之前的政策是光伏发电必须全部上网，但如果电力需求没有那么大，就会出现我刚刚提到的负电价，谁用电倒贴钱给谁。根据规划，到2020年，德国的光伏装机将从现在的3000万千瓦增长到5500万千瓦，到那时可再生能源更需要贴钱使用，就成为不经济的能源了。
另一个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由于大量风电和光伏发电快速增加，导致德国传统发电厂发电小时数减少，固定投资更高，成本大幅上涨，有的传统电站成本提高得很厉害。更严重的是，因为传统电站基本不赚钱，甚至亏损，所以很多电站都要求关停，但是政府不能无视传统电站关停，因为没风没光的时候还需要传统电站发电，他们是系统的保障能力，需要维护系统平衡。但靠政府行政命令维持传统电站不关停难以为继，长此以往，传统电站很可能纷纷破产，所以德国目前传统发电能力也亟需补助。
还有一个问题。德国的风能资源与用电负荷中心是分开的。北部风大，风能资源丰富，南部太阳能丰富，但主要负荷集中在南部。当前德国风电发展迅速，但北部地区已经消纳不了这么多风电，要将风电输送到南部，这就需要建设大功率的输电线路。所以这次修订《可再生能源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求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必须适合电网改造的进度，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电网的改造捆绑在一起。
记者：怎样将可再生能源与电网捆绑发展？德国光伏发电峰值发电功率已经高达德国一半的电力消费，如此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德国电网要怎么匹配？在电压等级、电网建设规模等方面有什么规划？
科勒：新版的《可再生能源法》要求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必须适合电网发展的进度，也就是说，电网改造到什么程度，可再生能源才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反之，如果一个区域的电网不能承受，那么可再生能源就不能再发展。
德国北部的风电发展得很快，由于德国的电力负荷集中在南部与西南部，所以必须要建设高压输电线路将风电从几百甚至1000千米外输送过来。据我们的测算，要消纳北部的风电，德国需要建设4800千米的高压输电线路。线路没建起来，电就送不出去。
德国建设电网的过程也很复杂和漫长，首先要提交规划，然后和各利益主体反复讨论修改，最终经过网监局批准之后才能建设，建设与运营的成本最终摊在电费中。目前德国已经通过审批，要建设4800千米的高电压输电线路，其中2000多千米是交流高压线路，包括采用380千伏的德国建设和运营的最高电压等级。目前还规划2800千米的直流高压线路，具体电压等级还在讨论中。
记者：如您所知，中国也和德国一样，资源与负荷分布不均，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富集区距离负荷中心长达上千甚至数千千米。中国正在建设1000千伏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将西部可再生能源送到东部负荷中心。您认为这样的特高压输电线路对于中国未来的风能和太阳能的更大规模开发是否是必不可少？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科勒：根据我们的经验来看，特高压电网对于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发展新能源必须要发展电网，中国的情况还不完全与德国相同，虽然德国北部地区用电没有南部多，但毕竟还有一部分负荷，可以消纳一些风电，而就我所知中国的西北部地区负荷非常少，包括风电和太阳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却更为丰富，内蒙古地区现在已经承受不了如此多的风能。就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和规模来看，中国的特高压电网不是建早了，而是建晚了，新能源发展必须要与特高压电网等基础设施同步建设。
记者：德国在弃核之后，电价上涨明显，民众对此态度如何？
科勒：放弃核电，电价就会更贵，但是这是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德国全体民众的共同决定。为了更安全的电力供应，就要支付更高的电费，多支付的成本是老百姓认可的。因为放弃核电的那一刻，大家就知道会付出代价，但是德国社会最后同意承受这个损失。
记者：德国能源转型2.0版和之前版本相比，实现了哪些升级？
科勒：关于能源转型，我们目前达成两点共识。一是光伏和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要和电力系统相匹配，要考虑电力系统的接受能力和极限情况。所以，我们还要再修订可再生能源法，逐步取消之前的20年可再生能源补贴电价不变的条款，新装机的可再生能源将不享受补贴价格，要和传统电力一样到市场上交易，让投资者决定投资收益问题，鼓励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交易市场中实现自身价值，所以20年不变的电价政策马上就要结束了。
二是一定要让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电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相匹配，不能只管发电，而不管系统，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基础建设，另一方面要引入市场机制。
记者：也就是说德国的可再生能源要从“计划时代”进入“市场时代”，要让过热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更加理性。
科勒：可以这样说，之所以要修订《可再生能源法》，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们对可再生能源的鼓励过了度、过了头，反而忽视了提高能效、节能、基础建设等其他重要的环节。今后我们将逐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和刺激，转而加强对节能的鼓励和支持，同时还要重点解决电网与电力系统的问题，如智能用电问题，如电动汽车充电与发电匹配等问题。
可再生能源高额补贴时代就要过去了，但这个过程也很艰难。由于德国已经有100多万户屋顶光伏电站了，整个光伏产业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选民势力，他们都在支持可再生能源补贴，所以政府之前也不能轻易变动补贴政策。但硬币都有两面，补贴政策在制造了一批光伏受益者的同时，也制造了大批因为高额可再生能源补贴而利益受损的群体。德国可再生能源附加费高达每年200亿欧元，这些费用要摊到每个电力用户身上，不愿意支付高昂电费的群体也大有人在。而且电价上涨不仅波及千家万户，德国的中小企业也承受不了，所以这些人反对过高的电价，呼吁改变过度补贴的情况。
记者：中国将实施能源革命，根据您在德国转型中的经验，您想对中国的能源革命说些什么？
科勒：我想说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的光伏近年发展得非常快，特别是分布式光伏大批上网之后，将对配网产生很大压力。因为以前的配网不是为了光伏电源而建，必须改造配网才能适应光伏发展。由此带来大量的改造需求，如果不改造，将会出现很大的配网瓶颈，光伏也难以上网消化。
第二，以前配网的电力流是从上向下走，现在出现了从下向上走的情况，因此需要新的配网技术，同时为了解决电力拥塞问题，必须发展智能电网。未来电力用户也要适应新的电源特性，也就是说，以前用户需要多少电给我多少电，今后可能就是发多少电，用户尽可能用多少电，也就是用电侧的管理。
第三我想说，中国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智能的电力系统，实现将可再生能源“运出去、消纳掉”，并不断优化系统，包括蓄电、用电和整个能源链的全过程，这是最关键的，不优化系统，就接受不了这么快速发展的可再生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