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比光伏网讯:
在当前产业环境下，如果地方政府以资源换产能的干预手段不做出改变，中国光伏产能急剧扩张将再次出现。
文/红炜
伴随国家明确光伏电站建设规模2014年为14GW和“十二五”规划为35GW，业内随之欢呼雀跃，但不乏出现新一轮产能过剩之忧，呼吁防范和呼吁地方政府不要过多干预的文章屡见报端。笔者以为无论如何呼吁，这一担心必成事实，这是经济规律和现有体制使然。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各地方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值得探讨。
成也干预，败也干预
中国光伏产业所以有今日之辉煌，又及今日之困境，各地政府都曾发挥不可否认的作用，功功过过历历在目：如果没有2001年无锡市政府的慧眼识真金，就没有无锡尚德曾经的世界第一；如果没有2005年新余市政府的善于捕捉机会，就没有今天江西光伏大省的地位；同样如果没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助推，全球光伏产品供求关系就不会从2008年的6.8GW：2.6GW迅速提升至2011年的70GW：27.5GW，也许也就没有后来那么残酷的产业整合；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的极力挽救，中国光伏产业的整合速度一定要比现在快很多，更不会出现英利一边销售量大增至3.3GW，一边亏损额却至13个亿的尴尬局面。对于后两个“如果”，按照市场规律的标准，地方政府好心没能办成好事已经成为既定事实。遗憾的是，这种影响过去很大，现在依旧很大。
分析不久前开创中国债务违约先例的“11超日债”的成因，无疑在于超日太阳投资战线过长，最终资金周转不灵。分析其2012年底资金周转困难集中爆发的诸多原因，2012年11月以6691.5万元取得青海锦国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60%的股权则是重要原因之一。在资金已经十分紧张的前提下，超日太阳为何还要巨资并购？倪开禄表示，这笔投资有助于超日太阳从青海政府争取到200MW的光伏电站项目。作为光伏电站建设大省，青海以电站资源换取光伏加工业的进入可以理解。作为光伏产品加工企业，当时继续在青海扩大加工能力必然加剧已经严重失衡的供求关系，也必然加剧超日太阳本已高度紧张的资金周转局面。
令人担心的是，类似故事也许还会发生。笔者不久前参加了一个光伏产业发展研讨会，当地政府根据今年国家划分的分布式建设规模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额度鼓励分配给非本地的有竞争力光伏企业，但对方必须将其产品加工能力移至当地。2014年开始，国家根据社会承受能力，对各省光伏电站建设实行规模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但在现实中，这一规模额度已经异化为一种地方稀缺资源，各地政府利用这一资源拉动当地经济便成为一种必然结果。试想，如果各地都是如此，如果光伏企业也都照此办理，其结果必然是光伏产能的再次急剧扩大。
政府应如何干预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过多干涉经济发展的现象，不仅限于光伏产业，历史地看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在现行治理体系不变的前提下，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在光伏产业，对于各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我们的思维应当是：政府的干预难以避免，干预的理由并不充分，干预的手段必须改进。
地方政府干预的行为可以理解。这是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为官一方，造福百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特别是在过去简单追求GDP指标的环境下。光伏产业是规模经济，是绿色能源，扶持光伏产业是既光彩又对拉动当地GDP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一举两得，对地方政府干预的冲动是拦不住的；其二是光伏产业在当前仍旧是非完全市场化产业，政府的支持不可或缺。回顾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历程，2008年以前，在国家层面尚未重视的时候，没有各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就没有中国光伏产业的超高速发展，就没有今天如此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地方政府过多干预一定是不成立的。也许有人会说：在成熟国家的光伏产业发展中，地方政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美国加州光伏产业的健康发达，就是与州政府的重大影响密不可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有着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加州是通过当地立法、集合当地资源、牺牲当地部分人群的利益，扶持当地光伏发电事业的，所以扶持哪个项目、支持哪个企业具有充分的理由。
而中国不一样，光伏电价补贴是集全国之力量，有区别地扶持不同地区的光伏发电事业，是集合了少安装或没安装光伏电站地区的社会财富，来扶持安装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地区的光伏发展管理，不应局限于一地之角度，而应具有服从、服务于全国光伏发展的意识。
地方政府干预的重要手段应是建立标准、引进竞争机制。各地方政府简单助推光伏的历史已经证明：以资源换产能的道路是有问题的，努力打造良好的光伏产业环境吸引资源才是正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应是对政府作用的准确界定。对于稀缺的电站建设规模，地方政府应当是在总结以往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各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建立行业标准，实行跨越地区、标准清晰、程序规范的招标形式。只有这种市场化的干预行为，才会驱动光伏产业市场化的进程，才是更多竞标者愿意积极参与的环境。不久前笔者在天津中新生态城考察学习中发现，其规划局已经在总结过去大量光伏电站建设、运行经验的基础上，逐步积累有关企业资信、材料选型、施工标准、日照条件等大量数据，为今后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招标打造基础。
理智从来不是市场的专利，缺少理智才有市场，市场有着市场的规律，努力发现这种规律，遵守这种规律，促进市场理智发展才是政府应当做的事情。在光伏产业，市场离不开政府，政府的唯一职责是市场化地管理市场。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无疑是一句至理名言，但在现实中，做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首先，作为权力人主动给自己设计笼子是有难度的；其次，有了笼子要求权力人自己监督自己也是有难度的；最后，人们要求于逻辑不通的事情变为现实更是有难度的，如何找到适合权力人的笼子并有所作为才是关键。在各地方实现光伏电站建设目标的政府行为中，不干预是不可能的，干预多少应当是市场决定的，围绕这一目标只有两个实现方式：根据当地情况，建立科学的产业标准；根据标准，严格执行市场化的竞标方式。
在当前产业环境下，如果地方政府以资源换产能的干预手段不做出改变，中国光伏产能急剧扩张将再次出现。
文/红炜
伴随国家明确光伏电站建设规模2014年为14GW和“十二五”规划为35GW，业内随之欢呼雀跃，但不乏出现新一轮产能过剩之忧，呼吁防范和呼吁地方政府不要过多干预的文章屡见报端。笔者以为无论如何呼吁，这一担心必成事实，这是经济规律和现有体制使然。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各地方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值得探讨。
成也干预，败也干预
中国光伏产业所以有今日之辉煌，又及今日之困境，各地政府都曾发挥不可否认的作用，功功过过历历在目：如果没有2001年无锡市政府的慧眼识真金，就没有无锡尚德曾经的世界第一；如果没有2005年新余市政府的善于捕捉机会，就没有今天江西光伏大省的地位；同样如果没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助推，全球光伏产品供求关系就不会从2008年的6.8GW：2.6GW迅速提升至2011年的70GW：27.5GW，也许也就没有后来那么残酷的产业整合；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的极力挽救，中国光伏产业的整合速度一定要比现在快很多，更不会出现英利一边销售量大增至3.3GW，一边亏损额却至13个亿的尴尬局面。对于后两个“如果”，按照市场规律的标准，地方政府好心没能办成好事已经成为既定事实。遗憾的是，这种影响过去很大，现在依旧很大。
分析不久前开创中国债务违约先例的“11超日债”的成因，无疑在于超日太阳投资战线过长，最终资金周转不灵。分析其2012年底资金周转困难集中爆发的诸多原因，2012年11月以6691.5万元取得青海锦国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60%的股权则是重要原因之一。在资金已经十分紧张的前提下，超日太阳为何还要巨资并购？倪开禄表示，这笔投资有助于超日太阳从青海政府争取到200MW的光伏电站项目。作为光伏电站建设大省，青海以电站资源换取光伏加工业的进入可以理解。作为光伏产品加工企业，当时继续在青海扩大加工能力必然加剧已经严重失衡的供求关系，也必然加剧超日太阳本已高度紧张的资金周转局面。
令人担心的是，类似故事也许还会发生。笔者不久前参加了一个光伏产业发展研讨会，当地政府根据今年国家划分的分布式建设规模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额度鼓励分配给非本地的有竞争力光伏企业，但对方必须将其产品加工能力移至当地。2014年开始，国家根据社会承受能力，对各省光伏电站建设实行规模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但在现实中，这一规模额度已经异化为一种地方稀缺资源，各地政府利用这一资源拉动当地经济便成为一种必然结果。试想，如果各地都是如此，如果光伏企业也都照此办理，其结果必然是光伏产能的再次急剧扩大。
政府应如何干预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过多干涉经济发展的现象，不仅限于光伏产业，历史地看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在现行治理体系不变的前提下，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在光伏产业，对于各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我们的思维应当是：政府的干预难以避免，干预的理由并不充分，干预的手段必须改进。
地方政府干预的行为可以理解。这是基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为官一方，造福百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特别是在过去简单追求GDP指标的环境下。光伏产业是规模经济，是绿色能源，扶持光伏产业是既光彩又对拉动当地GDP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一举两得，对地方政府干预的冲动是拦不住的；其二是光伏产业在当前仍旧是非完全市场化产业，政府的支持不可或缺。回顾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历程，2008年以前，在国家层面尚未重视的时候，没有各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就没有中国光伏产业的超高速发展，就没有今天如此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地方政府过多干预一定是不成立的。也许有人会说：在成熟国家的光伏产业发展中，地方政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美国加州光伏产业的健康发达，就是与州政府的重大影响密不可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有着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加州是通过当地立法、集合当地资源、牺牲当地部分人群的利益，扶持当地光伏发电事业的，所以扶持哪个项目、支持哪个企业具有充分的理由。
而中国不一样，光伏电价补贴是集全国之力量，有区别地扶持不同地区的光伏发电事业，是集合了少安装或没安装光伏电站地区的社会财富，来扶持安装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地区的光伏发展管理，不应局限于一地之角度，而应具有服从、服务于全国光伏发展的意识。
地方政府干预的重要手段应是建立标准、引进竞争机制。各地方政府简单助推光伏的历史已经证明：以资源换产能的道路是有问题的，努力打造良好的光伏产业环境吸引资源才是正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应是对政府作用的准确界定。对于稀缺的电站建设规模，地方政府应当是在总结以往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各自不同的自然条件建立行业标准，实行跨越地区、标准清晰、程序规范的招标形式。只有这种市场化的干预行为，才会驱动光伏产业市场化的进程，才是更多竞标者愿意积极参与的环境。不久前笔者在天津中新生态城考察学习中发现，其规划局已经在总结过去大量光伏电站建设、运行经验的基础上，逐步积累有关企业资信、材料选型、施工标准、日照条件等大量数据，为今后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招标打造基础。
理智从来不是市场的专利，缺少理智才有市场，市场有着市场的规律，努力发现这种规律，遵守这种规律，促进市场理智发展才是政府应当做的事情。在光伏产业，市场离不开政府，政府的唯一职责是市场化地管理市场。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无疑是一句至理名言，但在现实中，做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首先，作为权力人主动给自己设计笼子是有难度的；其次，有了笼子要求权力人自己监督自己也是有难度的；最后，人们要求于逻辑不通的事情变为现实更是有难度的，如何找到适合权力人的笼子并有所作为才是关键。在各地方实现光伏电站建设目标的政府行为中，不干预是不可能的，干预多少应当是市场决定的，围绕这一目标只有两个实现方式：根据当地情况，建立科学的产业标准；根据标准，严格执行市场化的竞标方式。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406/25/21553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