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革命
【拼音】：gémìng
【解释】：（１）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２）具有革命意识的：工人阶级是最～的阶级。（３）根本改革：思想～｜技术～｜产业～。
2012年7月15日发行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革命”一词做出上述解释。中国人对这个词并不陌生，情感也很复杂。这个词会让一些人感到兴奋，同时也会让一些人感到恐惧。
姜克隽最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就“感到很兴奋”。那是在6月13日，当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消息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究我国能源安全战略。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人们对能源革命这样的提法感到惊讶，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通常极少使用“革命”一词。大多数时间，他们都是使用“改革”、“改变”、“转变”这样的词汇。
一些拥有浓重好奇心的人，根据《新闻联播》的画面，整理出来一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成员名单。这份名单上，习近平任组长，李克强为副组长，还有央行行长周小川、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工信部部长苗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能源局局长吴新雄等部委领导。
成立于1980年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被外界视为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导和决策部门。从6月13日的电视画面看，这是中国最高决策层领衔组成的一个团队。
国家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当天的会议上要求：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同时，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
姜克隽对“革命”一词感到兴奋的原因在于，他从中看到了中国领导人要改革中国能源结构的决心和态度。他说，“这是我们此前编写中国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时，所不敢用的词。”
2008年1月，中国启动了“中国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这是中国历年来动用科研人员最多的一次课题研究。有40多位院士、100多位专家和大型能源企业领导参加研究工作，课题几乎囊括了中国全部叫得上名字的能源专家。
姜克隽是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能源系统分析和市场分析室主任。他参加了上述课题研究。这项课题持续了3年，直到2011年年初，他们才把总报告拿出来。
2014年6月19日，姜克隽说，“课题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既然是国家的一项能源战略研究，怎么也得提一些站得住的、有力度的词汇啊。当时我们想了很多，比如‘能源转型’、‘能源转变’、‘能源跨越’等等，又都觉得不合适。当时没有人敢用‘革命’这个词。”
这份宏大的能源课题研究结束时，中国经济正沉浸在4万亿投资计划高潮之中，一批又一批重大投资项目遍地开花，其中也包括很多能源项目。大规模的投资拉动，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屹立不倒，而高增速的经济也带动了高增长的能源消费。国际市场上，煤炭、原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价格一路高企。
不过，当时在中国却有一个能源投资领域刚刚走入它的寒冬。2011年3月，由于日本福岛核电站事件，政府暂停了一切正在进行和计划进行的核电项目。直到三年以后方得重启。那一年，中国与俄罗斯之间最大的能源谈判项目，也仍处在僵持阶段。
上述能源战略研究课题分为节能、煤炭、油气、核能、电力、可再生能源等6个课题组和项目综合组，在研究过程中又增设了能源“天花板”、环境、洁净煤、氢能等相关专题研究组。其成果在2011年2月被集结成册出版，书名叫《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能源专家还是用了“转型”这个词。报告说，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转型发展”的关键期，中国必须加快调控转型，强化节能优先，实行总量控制，保障合理需求，优化多元结构，实现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引领，体系经济高效。
研究课题完成后，这140多名能源专家的工作也就暂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政府的事情了。姜克隽在过去的两年间，一直在等待着政府的行动以及政策出台。他说，政府一定会有所行动的，否则就不会搞这么大阵仗的专题研究了。
直到2014年6月13日，姜克隽听到国家主席习近平用了“革命”一词。接下来的问题是，要革谁的命呢？
姜克隽在习近平提出能源革命之后的几天里，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到6月19日，他想到了两个答案：能源供给方面，要革煤炭企业的命，这个相对简单明确，但利益集团也比较集中，阻力不小；能源需求方面要革不合理的工业和居民消费方式的命，这个一方面要政府继续狠抓节能，另一方面要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来推进。
习近平在6月13日的讲话中明确表示，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同时以绿色低碳为方向，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他还进一步提出，在采取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抓紧启动东部沿海地区新的核电项目建设。
下一页>这意味着，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最依赖的能源产品煤炭，正在成为计划替代掉的类型。煤炭在一些地方被称为“黑金”，它支撑了中国的GDP，催生了一个特色阶层“煤老板”，但同时也让很多地方的环境变得更糟糕，空气中经常雾霾弥漫。一家来自荷兰的跨国公司老板说，每当冬季来到北京时，他也会想吐痰。他很讨厌这种陋习，一脸的尴尬和痛苦。他抱怨说，这是雾霾经过他的鼻腔时引起的不良反应，怎么办？
中国在2013年生产了37亿吨的煤炭，消费掉了36.1亿吨，这是美国的三倍。不过，中国煤炭消费的变化似乎也在2013年到来了。当年，中国煤炭生产增幅只有5000万吨，而之前每年煤炭产量的增加都在2亿吨以上。煤炭企业的利润也开始下降，全年全国大中型煤炭企业的利润同比下降将近40%，很多煤老板开始转型，投地产不行就再转投电视剧，弄得一线电视剧演员身价奇高无比。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姜智敏说，2013年全国煤炭市场是总量宽松、结构性过剩态势，预计2014年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新一届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决心和力度，正在加速煤炭行业的转变。2014年，由于政府采取了更为严厉的能源指标分配制度，很多重工业云集的省份，GDP开始急转直下，其中最严重的是山西、黑龙江等地。它们前5个月的GDP增速，都只有年初预定目标的一半左右。
姜克隽说，这是整个国家都正在转型的标志。经济结构、能源结构、政府态度、市场形势，都在转型。
核电、天然气、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正在崛起，尽管很多居民还不习惯使用这些能源形式。他们抱怨说，价格贵、不稳定、不安全。姜克隽说，价格贵是没有办法的，中国应该做好这个准备，这是必须付出的环保代价。
按照《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核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7000万千瓦。到2050年，核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4亿千瓦，核电成为电力工业的主流之一。什么样的主流？就是，核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为24%，核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容量的16%。而风电、光伏等非水力可再生能源，则要占一次能源总量的25%左右。
煤炭行业将不得不告别扩张，转向收缩，同时需要变得更加清洁。这个行业在经历过2007年—2011年的一波兼并重组之后，基本上已经沦为央企和地方国企的阵地。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也是中国能源供给革命首先需要突破的隘口。
煤炭行业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姜克隽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煤炭行业峰会，他在这个峰会上说，这个行业的拐点来了，企业必须要做出改变。他预测，2015年—2016年将是中国煤炭消费的顶峰，以后就会往下走。在2015年—2020年的五年间，煤炭行业要自己把产量从38亿吨降到30亿吨。这样才不会痛苦。
那个峰会上，很多煤炭企业的人对他的发言都有意见。姜克隽说，“他们知道煤炭消费的拐点很快就会来临，但他们想的还是怎么把产能做大，他们以为只有做大了才能挣钱。一个庞大的煤炭产量，是这个行业强大的标志。但其实我是为他们好，今后政府会陆续出台政策，来限制煤炭行业的粗放发展。到那时候，一切就都晚了。”
那些让煤老板感到痛苦的政策，很可能会给另外一些投资者带来机会。比如核电、风电以及光伏等。过去几年间，风电和光伏成为冒险家的投资天堂，但由于政策障碍，无法将投资转换为收益：由于电网输配和电价的限制，很多风电和光电企业根本没办法把发出来的电卖出去。这一点饱受诟病，但却一直踯躅不前。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表示，推动能源供给革命，要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对于电网和储蓄电站等基础设施而言，这将是一次巨大的投资机会。
最近贪腐丑闻缠身的国家能源局很快就开始行动。
下一页> 余下全文6月1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吴新雄召开了能源局的党组扩大会议，研究部署、贯彻落实相关措施。
吴新雄说，要结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和《我国能源安全战略》，加快编制“十三五”能源规划，抓紧研究起草2030年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要通过应用推广一批、示范实验一批、集中攻关一批，加大能源科技创新力度，推动能源科技革命。抓紧启动东部沿海地区新的核电项目建设。同时还要研究拟定能源领域改革的框架意见。
供给的革命，意味着将增加新的投资或项目改造机会，对于能源企业和地方政府来说，这是再次创造财富和GDP的难得机遇。
以核电为例，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肖新建、高世宪、韩文科三人所做的研究，若按照中国到2020年发展到建成70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粗略估算：建成核电所需资金为7320亿元，加上在建项目付出30%的成本1080亿元，共计到2020年累计需投入8400亿元的资金规模。若考虑经济发展、物价上涨、人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分摊到每年实际投入资金，累积所需投入可能超过1.7万亿元。
他们还计算说，仅中国在建的3000万千瓦核电项目，就可以为中国的装备制造行业提供1800亿的市场空间，完全可以托起国内二代改进型核电技术的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化发展。
不过上述三位专家也指出，如此大的投资规模，对于目前中国为数不多的有资质建设核电的企业（中核、中广核、中电投核电部）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按照《国家核电中长期规划》的规定，企业自有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不少于20%，按发展目标，到2020年核电企业用于建设的自有资本金累计不少于1680亿元，若考虑经济发展、物价上涨、人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到2020年，核电企业用于核电建设的自有资本金年平均会不少于285亿元。三位专家建议说，从总量上，最终必须扩大核电投资资金的来源。
而能源消费的革命是一个大难题，因为这往往意味着对企业和居民消费习惯的改变。
这种改变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无论是新能源技术的推广、电动汽车的应用、节能技术的普及，还是环保产业的发展，在最初阶段往往都需要市场付出更高的价格来购买。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一直依靠巨大的财政补贴来推动国家能源消费的变革。其结果是，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同时补贴的边际效应也在不断减弱。
一个例子是，中国自2006年开始通过对普通用电企业和家庭征收电价附加费用，来补贴可再生能源上网发电。政府对普通居民征收的电价附加费，先后从每度电2厘钱涨到了8厘钱，但依然不够。国家能源局官员提供的数据称，这笔补贴资金从2009年开始就一直入不敷出，缺口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全国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缺口为13亿，2010年缺口20亿，到2011年缺口已达100多亿。
更糟糕的是，这种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畸形发展。新能源项目的投资核准权在地方政府手中，但补贴时却要向中央财政要钱，而中央财政早已难以填平地方巨大的投资欲壑。而同时，由于价格管制，财政补贴成了大多数新能源公司的利润来源，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骗取补贴的案例。
这是中国严重滞后的能源管理体制造成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部署的能源革命需要解决这个难题。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说，要推动能源体制革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转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他提出，抓紧制定电力体制改革和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启动能源领域法律法规立改废工作。
这将会是一场无比庞大的能源系统改造工程，它需要无数次复杂和精准的手术才能逐步完成。好在，正在转型的经济结构为这场革命提供了良机。
姜克隽说，很多地方经济结构的转型已经开始了，煤价在不断下跌，重工业集中的地方遇到了经济大幅下滑的难题，环保和节能的高压一直不减，“你没看见吗？转型已经开始了。”
这是能源革命的机会。
索比光伏网 https://news.solarbe.com/201406/23/21576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