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溯尚德的兴衰之路，不难看出地方政府的过错。从拉国企“入伙”帮施正荣创立尚德，到强令国企退股，力推尚德上市;从为尚德提供土地、税收、补贴等各类支持，到不惜动用公共资源为尚德还债，地方政府可谓煞费苦心。但政府的重视并未挽救尚德，反而害了尚德，最终利益双方出现分歧，当年被无锡政府“劝退”的国企无锡国联回归接手尚德，施正荣被迫出局。无锡尚德也被很多商学院作为政商关系课程的经典案例。
不只是无锡尚德，在此轮光伏寒冬中，不少民营企业陷入困境，原因就在于政府的过度重视。施正荣曾说，尚德一年要接待数十批各地政府考察团，党政官员们希望复制出1000个无锡尚德。政府深度介入企业微观经营，造成一哄而上，产能急剧扩张，并最终酿成危机。
政府重视民企没错，但行政之手不能伸得过长，对企业经营行为进行微观干预。在支持民企发展时，政府不能“越位”和“错位”，而是要积极“补位”，服务“到位”，为民企营造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让民企享受更公平、更宽松、更规范的市场待遇。比如旨在打破民资准入“玻璃门”的“非公36条”就是民企期待的政府重视。
放眼全球，政商关系有几种经典模式。一是美国式的警民关系，政府实行少量管理原则;二是日本式的朋友关系，政府是服务性政府;三是德国式的仲裁关系。中国的政商关系则是一种“父子关系”——政府会像父亲爱护儿子一样爱护民企，但免不了对儿子的行为指指点点，一不高兴，甩手就可以给儿子一记耳光，同时还大喝一声“不准哭”。我们毫不怀疑政府对民企的真爱，但“溺爱”也常常会适得其反，葬送民企的大好前程。
对政府而言，应该在战略上重视民企，战术上“藐视”民企。在营商大环境的营造上，应该为民企充分着想，允许民企进入垄断行业，帮助民企更便捷地融资，使民企享受更快捷的公共服务。而在企业微观经营上，多给民企自由，少为他们操心，多尊重市场规律，少采取政府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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