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在《中国能源报》高调表态：“我是一个太阳能派”。难得一见省级领导的坦荡敢言和对光伏事业如此坚定，笔者不禁感叹：光伏幸甚！山西幸甚！感慨之余，一些想法不禁跃然笔下：
“我认为，太阳能是一个新兴产业，一个朝阳产业，一个永恒的产业”袁书记如是说。作为一个光伏产业研究人员，笔者为一位高级领导人有这样的认知而高兴。是的，相信有太阳的存在，才有人类的存在，太阳的能量是无限的也是低成本的，成为人类的主要能源只是技术问题、时间问题。如果中国的各级政府都是如此懂得光伏，合理推动光伏产业发展，中国真正成为全球新能源强国之日可待。
在西方国家，就算国家元首呼吁支持光伏，反对派、立法体系如果不支持，支持的力度一定是有限的；中国则不同，各级政府确实拥有着极大的资源动员能力，是可以办大事的。因为如此，各级政府更应慎用这份权利，过去中国光伏产业发展中政府好心办坏事的例子比比皆是。
说起山西，人们在想到煤海的同时自然也想到严重的污染，也想到全省煤炭资源整合后大量民间资本的投向问题，更想到山西产业格局重构问题。对此，袁书记说“之所以要发展太阳能，对山西来讲，是一个优势变两个优势”。充分发挥山西特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加速产业结构转型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科学合理的发展光伏产业不失为一个聪明的选择。
但是，山西的光伏产业发展之路应当如何走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发展模式的选择无疑事关重大，发展模式的种类可以多种多样，山西应当寻求一种新的光伏产业发展模式。
中国的光伏产业版图基本是由以江苏为代表的光伏产品加工基地和以青海为代表的大型光伏电站建设基地两大模式构成的。已有的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自然条件下形成的，未必是最合理的模式、终极模式，事实上江苏和青海还在试图调整。光伏产业的发展模式还在发展之中，未来也一定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在中央强调“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今天。
试着解读袁书记的一席话，山西是想探讨江苏和青海二者结合的发展模式：“利用煤的优势发电，发展电以后搞太阳能芯片，做出芯片之后再搞太阳能发电”。事实上，前年底山西省政府策划郭台铭、朱共山这加工和原料生产两大巨头考察山西光伏产业就已经在尝试之中。这种发展模式简单看有其合理之处，但在现实中却是有待探讨的。
值得探讨的原因之一，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光伏产品加工能力已经处于严重供大于求局面，中国更是重灾区。袁书记所说的：“太阳能过剩是出口过剩而不是使用过剩”是不成立的，因为“使用”是需要国家巨额补贴的，目前各国的补贴都已经或正在捉襟见肘之中，中国更是如此，据此，全球已有的60GW组件产能足以满足人类一段时间的发展需求。
值得探讨的原因之二，是总体看山西建设光伏电站的日照条件并非最好。即便如袁书记所说的“比如山西右玉县，它一年光照时间有2800个小时”也比青海格尔木3500小时相去甚远，更何况海拔高度决定的日照透视条件更是无法相比。
更值得探讨的是，山西能否改变在中国只要提及经济发展总是难以跳出实体经济和规模经济的惯性思维。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新的经济形态不断涌现，服务产业的贡献值日益提高。山西历史上以“票号”为代表的金融业有过辉煌的过去，今天从煤炭矿产中退出的民间资本拥有雄厚的财力。光伏作为规模经济的能源产业形态，它的发展是建立在海量的融资需求和对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的基础之上的。探讨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打造中国新能源产业的融资中心，山西具备提供这种服务的可能。从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看，美国以成熟的金融手段影响各国经济的现实值得思考。笔者更相信，随着立足全国的山西光伏产业服务环境的建立和完善，袁书记所希望的当地光伏实体产业也势所必然因运而生。
（作者为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光伏研究员、光伏研究中心主任）
>
>
